编者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原馆长舒勒博士，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藏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申报“世界的记忆”项目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载体保护和数字化抢救保护中也给予了专业指导。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二十五周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上线试运行之际，特编发舒勒博士《“世界记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以示敬意。

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近提出的一项动议。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项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保护和再造有利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意识来支持和保护好各种口头与非物质传统。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所有方法大部分都集中在记录口头和非物质传统，以及相关的录音上。自19世纪末录音和摄像存在以来，它们对研究和传播口头传播文化所起到的作用得到充分认可。事实上，音乐人类学、社会及文化人类学的许多分支以及民歌的存在都取决于录音录像技术：这些学科的发展与摄像、录音和影带有着密切关系。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舒勒（右）访问音乐研究所，张振涛（左）陪同

对录音的搜集始于1900年前后，并由于便携式磁带录音机的出现而于1950年大量涌现。在最近20年里，录像带已越来越多地进入博物馆、研究所和文化中心。最近几年，传统音乐的光盘大大提高了人们对那些原本局限于发源地的文化传统的认识和欣赏。

可以有理由地说，影像文件（照片、胶片、录音和录像）在欣赏、研究和传播口头文化中起到关键作用。由此，它们在保护存活的口头和非物质传统中也可以成为一种间接的手段。

但是，这些视听文件由于其物理性能也有其弊端。实际上，它们都是一种或多种聚合物，在某种程度上会存在物质形态不稳定和化学退化问题。一般来说，这些媒介载体都不如纸和其它传统材料更适宜作文化记录之用。与文本记录相比，它们还由于其特殊性而需要特别的处理。文本记录方式可以铺陈，因此容错力比视听档案强，而后者的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到内容。最后，视听档案会因为播放设备的问题而受到威胁。由于科技日新月异，录音系统（包括设备和文件载体）的寿命越来越短。因此，由于最新的数字化录音和录像技术，可使用的设备的问题远远大于档案载体本身的保护。

2003年12月5日，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舒勒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现艺术与文献馆）指导音响资料管理工作（左起：萧梅、王雨桑、曹明申、舒勒）

十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其它国际组织更早地认识到记录文件的不稳定和散失对人类遗产造成的威胁。仿照文化遗产工程设立的世界记忆工程，旨在提醒政治家、决策者和广大公众采取有效行动，全方位改善档案保存状况，努力采用多种手段保护我们积累经年的知识。如若不然，我们将不断丢失知识和信息，并最终失去我们的记忆。记录与复制的水平越高，它们的威胁也就越大，特别是当播放设备及相关软件过时的时候尤其如此。因此，保存数字化遗产成为世界记忆工程的一个最新动议。

与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相当的是世界记忆工程名录。到今天，33个国家的68个档案或搜集品已被刻录。在这当中有中国、德国 、俄罗斯和奥地利四个历史声音档案库，代表了早期音乐和口头文字，它们被认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其中还包括两个与口头传统相关的文字记录。在把这些档案记录在世界记忆工程名录中去时，该工程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也突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口头传播文化产品的重要性的特点，因为世界记忆工程乍一看来似乎是特别强调文字记录方面 。

正如视听档案（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在内）是抢救和保护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重要工具一样，世界记忆工程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遗产工程的天然同盟 。

2003年12月8日，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响档案馆馆长舒勒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本文原载《中国艺术报》2002年12月27日第3版）

作者

迪特里希·舒勒（Dietrich Schüller）   博士，拥有物理声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多重专业背景。1975年至1987年，任国际音响与视听档案联合会（IASA）执行委员会委员。IASA技术专业委员会创始人，担任该委员会主席至2001年。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的记忆”项目专家，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音响档案顾问。2008年退休后，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FAP副会长，任IFAP信息保护工作组主席，继续从事相关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