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主流警匪片创作研究

主流警匪片是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中国警察英雄形象、表现警匪冲突的类型片。它是在反特片、公安片的基础上，借鉴了香港和好莱坞警匪片的类型经验，适应中国观众需求而产生的一类票房潜力较大的类型片。主流警匪片创作的关键有七点：以类型规则处理涉案题材并融合主流价值观；重点铺排警匪斗智斗勇的情节；塑造丰满立体、有私人情感、有弧线的英雄形象；融合现实主义的生活质感和虚构的戏剧化叙事；杂糅善恶两面，呈现心灵煎熬，颂扬善良人性；将谍战片的戏剧性元素融入警匪片；拓展大陆之外的故事空间，拓宽题材尺度。

本文发表于《艺术评论》2019年第11期。

一、主流警匪片创作的演变和制约因素

1、警匪片创作的常规
       警匪片是强盗片(犯罪片)的派生类型，其与强盗片的主要差异在于将警察也塑造为影片的主人公，并将叙事重心向警察倾斜。根据学者郝建的界定，警匪片是将警察或执法人员、不法分子一起塑造为主人公，描写他们之间冲突的电影类型。在郝建警匪片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对警匪片的概念和剧作常规也有一些论述：警匪片一般表现正与邪、光面与黑暗的斗争，往往再现了社会问题和冲突但又给予一种想象性的解决，以正义战胜邪恶的大团圆结局来对社会现实进行一种正面的意识形态神话叙事，维护和弘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当然，也有部分警匪片的结局不是正义战胜邪恶，但这样的警匪片在我国基本不存在。警匪片的常规叙事模式，常常以塑造警察英雄和反派枭雄为基础，以表现两者斗智斗勇的冲突对抗，作为人物塑造和情节展开的基础。这样就为展示极具娱乐性的犯罪、侦破和暴力情节提供了故事空间，也往往能起到宣泄不良社会情绪的作用.经典警匪片的叙事一般围绕以下三个核心内容：一是表现警察智慧、英勇、正义的英雄形象。影片中的歹徒虽然强大，但是最终警察还是能凭借着其强大的意志、高超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将其绳之以法或者直接击毙。二、表现警察与匪徒之间，正义和邪恶势力之间紧张激烈的对峙冲突和曲折起伏的较量。三是展示侦破和犯罪的过程和细节，或是暴力和动作等刺激性奇观场面，这形成了警匪片的特定吸引力。
    
        2、主流警匪片的演变

警匪片可以很好地弘扬主流价值观，颂扬正义力量、善良人性，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有效承担意识形态神话叙事和纾解社会压力的功能；而且因其强情节、多悬念、有奇观镜头的特点，也是娱乐性强、市场好的类型。我国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塑造警察英雄正面形象、表现警匪冲突、结局积极向上的类型片，可以称之为主流警匪片。其中有的注重人物塑造，有的注重冲突情节，有的注重侦破过程，有的注重悬念营造，有的注重动作场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从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根据笔者的研究，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直备受观众欢迎的“反特片”可以看作是主流警匪片的前身或替代产品，代表作有《前哨》、《冰山上的来客》等。这一类型的影片往往表现国家安全机构或者国安系统的隐蔽战线和敌特分子斗智斗勇的故事。八十年代，我国出现了不少警匪题材电影，这类电影更准确地说应当叫“公安片”。公安片主要表现公安干警侦破犯罪案件的过程，涉及刑警侦破走私、盗窃、凶杀等案件，如《405谋杀案》《蛇案》、《死亡追踪》、《银蛇谋杀案》等。这类公安片，既是主流警匪片的前身，也是其中一个亚类型，一类最具大陆特色的主流警匪片。

新世纪以来，市场化的主流警匪片开始缓慢生长。在好莱坞和香港警匪片的刺激下，逐步摸到了市场的脉搏。早期的一些作品在很多方面还很不成熟。如《西风烈》有“景观大于叙事”的毛病，《硬汉》、《硬汉2》中也存在线索不集中、冲突不强烈、仪式功能不完备的缺憾。《千钧一发》、《神探亨特张》等以人物为主的写实警匪片，以质朴真实取胜，欠缺警匪片的戏剧性冲突和情感力量。《惊天大逆转》《非凡任務》、《新警察故事2013》、《痞子英雄》系列和《反贪风暴》系列属于中规中矩的警匪片，套路熟练，但亮点不多。比较特殊是《边境风云》（2012），该片是一部另类的作者警匪电影，罪犯所占戏份较大，且叙事和影像充满个人化的作者风格，票房惨淡，但口碑不错。从《毒战》（2013年）开始，在香港导演适应内地监管和市场需求之后，在大陆优秀导演涉足警匪片领域之后，主流警匪片屡有佳作问世。

在北美电影市场，警匪片是占比较大的常规类型，但大陆的主流警匪片由于内容监管严格，一直鲜有佳作。香港题材警匪片虽然娱乐性较强，但港味浓厚，但大陆观众终究感受不到那种贴近生活的质感和痛感，在情感共鸣上也总有隔膜。《毒战》的出现是一个突破。《毒战》就像是一瓶“香港瓶装的大陆酒”，类型规则和影像风格还是香港警匪片的感觉，但主体内容是内地元素主导的警匪故事，获得了用港片经验提升大陆主流警匪片水平的效果。该片以街头枪战、暴力、吸毒、死刑等充满刺激性的“重口味”内容，改变了大陆以往温和的警匪片面貌；以精彩的斗智斗勇情节提升了娱乐性，以展示和反思人性之恶的方式为传统上以展示正面形象为主的主流警匪片注入了更多的人性内涵。
     《毒战》之后的《烈日灼心》、《杀破狼2》、《解救吾先》、《湄公河行动》和《“大”人物》等影片，在艺术上各有胜场，从不同侧面将国产主流警匪片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3、主流警匪片创作的制约因素
     大陆主流警匪片发展滞后，经过了多年探索之后，才出现了较为成熟的作品。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涉案题材电影内容监管严格，主创和审查机构的沟通成本太高，除非具备便利的沟通协商机制，否则导演不愿意触碰警匪片。
      在监管规则方面，2011年6月，广电总局联合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公安题材影视节目制作、播出管理的通知》（广发〔2011〕52号），规定：“所有涉及公安题材的电影、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都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防范意识，有利于鼓舞士气、激励公安队伍的斗志，树立公安队伍的良好形象，有利于震慑违法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2018年3月，公安部宣传局内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公安题材网络影视作品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到：“一些公安题材影视作品由于在主题定位、题材开掘、人物塑造上把握不当，存在着违反公安工作实际、泄露公安工作秘密、过多过细展现暴力血腥场面等现象，损害了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形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要重点审查作品中宪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的内容表述是否准确；跟踪、窃听、网侦等公安侦查手段是否泄密；巡逻、抓捕、审讯等公安执法执勤情节是否规范；警容风纪、法言法语、警用枪支车辆使用和公安机关内设机构、场所标识等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安工作实际；是否存在渲染暴力色情、过多过细展示犯罪过程等情况，确保公安工作秘密不泄露，维护民警良好形象。”

       以上两个文件的核心精神有两点：一是以符合实际的方式正面表现公安干警，但不能泄密；二是不能过多展示犯罪过程、暴力色情。除了这两点核心精神之外，就编剧导演创作的常规而言，以大陆为背景的警匪片创作要遵守的行规是：政治正确、讴歌英雄、鼓励表现集体英雄、鼓励表现刑侦和缉毒之外的缺少刺激性元素的基层干警题材、谨慎触碰反恐题材、尽量不要给未成年人造成负面影响、尽量不要有坏警察和有魅力的匪徒。
      对比政府明文规定和电影创作常识，可以发现一个问题：警匪片最吸引观众的侦破、犯罪过程、暴力动作内容、积极主动的个人英雄、强大的匪徒等内容，恰恰是主管部门监管和审查的重点。编导一旦处理不当就会遇到麻烦，而规避审查又可能会影响影片品质。比如，涉及警匪的《西风烈》，为规避审查将重点放在警探抓捕重犯的动作上，在类型叙事上有明显欠缺。
       严格内容管制阻碍了编剧们罪案题材的深入挖掘，导致不少国产警匪片剧情简单、人物扁平化、冲突回合少，设置悬念的空间不足，往往成为英模事件的展览。在现有监管制度框架内，警匪题材中的负面内容、厉害的匪徒、坏警察等很难有足够的表现空间。这导致警匪片最重要的一条创作原则，“二元”对立原则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匪徒，难以展开复杂的冲突情节，难以衬托出警察的勇敢机智的英雄形象。因为匪徒太弱小、不够彪悍凶残、缺乏对抗和反击能力，警匪冲突难就难以表现为复杂纠葛、多个回合的对抗，冲突不精彩刺激。由此，不经过克服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障碍、费劲九牛之力，当故事结尾警方获得胜利的时候，观众也很难获得酣畅淋漓的观影快感、情感的宣泄释放、意义的满足感。对比《生死时速》和《勇闯夺命岛》中作为反面人物的退休警察、退伍军人强大的制造危机的能力，我国警匪片中的匪徒的能力，在强大的人民警察面前，根本不够看。为了增加影片的戏剧性，有的主流警匪片不得不用感情冲突戏来填充没有警匪冲突戏份的银幕时间。诚然，动作情节线需要感情戏来舒缓节奏，来塑造丰满立体的英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让警察职业同其家庭或情感之间的冲突喧宾夺主，侵占动作情节线的主导地位，影响动作戏塑造英雄和展开冲突的效果。这样的冲突设计会让观众以为敬业的警察总是会为了顾全大局、全力办案而罔顾亲情、爱情和家庭。这样的设计将英雄功绩的完成建立在对家人和爱人的牺牲上，不但从价值观上将个人意志和感情置于可牺牲的地位，显得违背基本人性；而且从叙事上看，也难以解决由于缺少强悍敌人导致的冲突不精彩、悬念弱化、观众分心的问题。塑造这样流血又流泪的英雄，有悖于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根本特性，违背了电影为观众制造英雄梦的娱乐诉求，削弱了此类英雄对观众的感召力。合理的处理方式是，将家人和爱人卷入警匪冲突，将办案擒匪的动作情节线和拯救家人爱人的感情线叠加在一起，这样不但从价值观上更能引发共鸣，而且从剧作技巧来看也符合主线和支线交叉并进高潮汇合的规律。

二、主流警匪片的艺术经验

       正因为存在严格的内容监管，所以国产（包括合拍）的警匪片从整体上看，在市场中属于常规产品，有不少成功之作，但类似于《湄公河行动》的爆款却寥寥无几。如果再去掉香港特色浓郁的《扫毒》系列之类的港产合拍警匪片，堪称适应大陆市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主流警匪片，其实成功案例还不太多。口碑较好只有《烈日灼心》、《杀破狼2》《解救吾先生》《湄公河行动》和《“大”人物》等少数几部。但这些影片确实在严格监管和观众需求的夹缝中，本着能过审且好看的原则，为主流警匪片的创作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经验，其艺术经验的要点有七个：
      

       1、以类型规则处理涉案题材并融合主流价值观
      传统主流电影的主要功能是教化观众，将主流价值观灌输给观众；而类型片则以娱乐功能为主，为观众提供情感抚慰、宣泄和替代性满足。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电影市场化、替代娱乐产品丰富化的中国，传统主流电影已经难以吸引观众。在创作原则上，以类型规则改写主流题材，融合主流价值观，已经是大势所趋。在警匪片的创作上，学习《勇闯夺命岛》《生死时速》、《虎胆龙威》、《变脸》等好莱坞警匪类型片的经验，积极探索主流价值观和警匪片相结合的艺术手段，已成为主流警匪片艺术创新的重要选择。国产主流警匪片已探索出了一些思路，比如《“大”人物》塑造的紧盯罪犯，不屈不挠、正气凌然的小刑警，令观众既尊敬又喜欢。而这个小人物英雄警察之所以能塑造成功，离不开作为片中跋扈残暴、肆无忌惮的房产商富二代所制造的困难和障碍。该片在人物塑造和冲突设计上完全传承了经典警匪片的常规，但又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国情，设计了一个百姓“喜闻乐恨”的房地产恶势力二代出任背负骂名的强大反派，可谓是一个合格的本土化主流警匪片。

2、重点铺排警匪斗智斗勇的情节
       警匪片是强情节类型片，观众最希望看到的是就是警察与匪徒的斗智斗勇衍生出的激烈冲突。早期的港产警匪片常常热衷于表现斗勇情节，如成龙、甄子丹主演的《警察故事》《重案组》、《导火线》等多部警匪片。《杀破狼2》升级了早期港片中的动作戏，吴京和托尼·贾扮演的警察与张晋扮演的悍匪的劲爆打斗戏，拳拳到肉、干脆利落、紧张刺激、扣人心弦，令观众大呼过瘾。《湄公河行动》继承了这一特点，张涵予和彭于晏扮演的警察与毒贩军队的火爆枪战戏，恰如其分地满足了观众对此类影片的期待。
       在斗勇之外，还有斗智。随着高智商犯罪案件的增多，警匪片中的斗智情节逐步增多。警察利用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洞察力、应变能力、破案经验和先进的高科技手段进行破案，也成为观众喜欢的戏份。比如《盲探》（2013）为观众塑造了一个在办案中丧失听力可是智力超常的警察庄士敦（刘德华饰），因公致盲的庄士敦在办案过程中善于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进行逻辑推理、揣摩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比如《毒战》中，孙红雷得知犯罪分子“昌哥”和“哈哈哥”从未见过面，于是便玩了一回角色扮演，冒充买家分别与“昌哥”与“哈哈哥”见面。当“哈哈哥”拿出白粉试探他时，他便以品质不好为由吹了白粉而拿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替代物吸食，与“昌哥”见面时又以一段真实吸食白粉的桥段获取了他的信任。两次冒充中，都展现出了过人的机敏冷静。而在两次的身份转换过程中，能够瞒天过海达成目的，始终是一个悬念。当观众终于看到张雷及其同伴巧妙的瞒天过海后，才松了口气。巧设的悬念，从主创看是故意设置的斗智情节；从观众看则是代入主角之后，跟随主角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这一假扮情节的设置，既突出了缉毒擒匪任务的困难和危险，又彰显了警察英雄的勇气和机智，既是警匪冲突情节，也是人物塑造，剧作完成度非常高。
       精彩的斗智斗勇情节，是警匪片的精华。主流警匪片在适应大陆审查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特点。警匪片创新难度大，强化匪徒，提高斗智斗勇的难度是一条出路。
     《湄公河行动》中，糯康极其残暴凶悍，派来谈判的手下也是既凶悍又狡猾，谈判中途发现了情况不对，果断开枪，以至于在枪战中警察重伤。这样的匪徒作为反派，具备给英雄制造障碍和阻力的充足条件。甚至，糯康派出娃娃兵带着炸弹，以人肉炸弹的方式爆炸袭击警察机关大楼，导致警察死伤惨重。这已经给主角英雄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令情况更加恶化的是，糯康的手下背叛，在我方围捕糯康的关键时刻，竟然玩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阴谋，为我方警察抓捕糯康陡增困难，以至于最后主角之一壮烈牺牲。正是因为塑造了强悍的匪徒，才使得该片斗智斗勇的情节更加精彩刺激。
       随着观众的口味越来越挑剔，他们对警匪双方斗智斗勇的激烈、新奇、复杂的要求越来越高。《无间道》能够长期居于华语警匪片口碑第一的位置，其中由“卧底”主导的高智商警匪对抗是最大的原因。该片以卧底于黑帮的警察之生命和卧底于警局的匪徒之命运为赌注，暗战对抗情节精彩刺激。而且正反派一号都很有魅力，让观众有代入感，为他们的命运提心吊胆，为他们谁能胜出而揪心不已。这种一直维持的悬念制造的紧张感和强烈的情感代入，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心。
       其实，塑造有魅力的匪徒，正是提升警匪片吸引力的另一个手段。一般的匪徒或贪婪凶残，或凶悍狡猾，但有的匪徒却盗亦有道，有情有义，且智勇水平和警察旗鼓相当。这样的具备一些美好品性的匪徒，会让警匪斗智斗勇的情节更加有趣。《暗战》《盗火线》中的坏蛋就是此类人物，并且一个由刘德华扮演，一个由罗伯特-德尼罗扮演，充满了个性魅力。这样的匪徒，会将观众的情感从英雄警察身上争夺一部分过来，以至于最后他们的黯淡结局会令人唏嘘不已，也为警匪片增添了别样的情感和韵味。
   
       3、塑造丰满立体、有私人情感、有弧线的英雄形象
       对主流警匪片来讲，题材和主题是确定的，情节虽有千百万化，但基本套路是固定的。在情节的吸引力之外，重点是怎样让英雄具备道义上的感召力和情感上的感染力。警察英雄，占据道义高地是必然的，赋予道义上的浩然正气，设定为正义使者，不难。难的是不要让政治和道德理性压抑了情感和欲望，让人物接地气，丰满立体。早在2009年，《十月围城》就为主流电影的英雄塑造和情感效果探索出了成功经验。该片中赌徒的父女情、商人的父子情、车夫的爱情都刻画得非常动人；而这些情感又都汇聚在为了革命和主义而牺牲的爱国主义情感之中。最后的情感高潮，又与动作高潮叠加在一起，塑造了立体丰满的英雄形象，传达了澎湃的情感力量。在《杀破狼2》中，在激烈的动作戏中间紧凑地穿插了两段亲情戏：托尼·贾和与生病女儿的感情，任达华和吴京的叔侄感情。由于该片节奏紧张、动作燃爆，其中的亲情戏一方面调节了节奏；一方面更提升了英雄选择的难度，有效地塑造了丰满立体的英雄形象。在《拆弹专家》中，刘德华因为职业的危险性而与心爱的女人分手，婚恋的困境从侧面表现了英雄的无奈；在后来遇到炸弹威胁时，救出女友并和好；在最后生死关头真情表白，但没想到成了最后的遗言，五百公斤炸药将英雄炸成了粉末的镜头和女友感动的镜头交叉剪辑，彰显了爱情的美好和牺牲的悲壮。三段情感戏，以支线情节的方式辅助塑造了一个较为丰满的英雄形象。
      《湄公河行动》中彭于晏扮演的复仇警察带着爱人因毒品而死的私人情感打击毒贩，用静脉放血方式刑讯逼供犯人，还因个人情感原因将毒枭杀死，这些做法违背了警察的规则，但却拓宽了观众认同和共鸣的情感通道，为大陆警匪片中增添了一个不那么“正”却更可亲的英雄形象。替女友复仇私下射杀毒贩的情节是违反相关规定的；但是林超贤通过以下方式说服了相关机构：一、表明这个行为背后的动机的合理性：“人都有自己的家，没有人愿意为了工作跑到这么一个地方，孤独面对陌生的世界，还要做非常危险的事情。一定是内心有些事情，才让这个人坚持下去。所以我设计了毒贩曾经对他个人造成危害，他才如此愤怒，愿意去最前线。”林超贤认为基于最简单的同理心：在正面塑造一个智勇双全的英雄警察的同时，也设计了他的情感线和内心戏，侧写了他的情感前史和内心痛恨毒贩的情结。最终他以人物塑造需要的理由保住了这场戏。二、做出相应的妥协，比如不直接拍彭于晏射杀毒贩，而是借助旁观的张涵予的惊恐表情表达。加强表现彭于晏在恢复理性之后纠结、反省，甚至最后让他为保住张涵予而壮烈地牺牲了。正是通过类似的处理，林超贤以合情合理的戏剧性和真实的人性为标准，突破了大陆既有的警匪片审查尺度，找到了一条主流警匪片英雄塑造的创新之路。这样的处理，让观众能够看到刺激的动作场面、满足扬我国威的自豪感，还能够对一线缉毒警察真实残酷人生产生理解、同情和悲悯。
       传统的警匪片，还存在英雄缺人物弧线的问题：人物太正，太好，不能坏，或者只能犯小错。这样的人物，起点太高，导致故事结尾时，难以做出人物弧线，留不出人物变化和成长的空间，也影响了观众的情感投入。这是主流电影的痼疾。其内在原因是，此类电影表现的往往是伟光正的英雄警察，拍摄目的就是要为英雄树碑立传，所以必然挤压情感和欲望，放大高尚的一面，政治和道德理性主导的一面。在这方面，可借鉴的案例一是《大人物》：该片刻画的是一个没有道德负担的基层小刑警，所以刻画得生动有趣、真实感人。二是《千钧一发》：该片刻画的是身陷各种生活难题中的潦倒中年基层警察老鱼，他父亲年事已高且卧病在床，儿子和媳妇没有正式工作，家庭压力大。他想帮媳妇和儿子安排工作，到处求人却没有结果。这样的人设充满亲和力，锚定了观众的情感认同。在无奈的平庸生活中，潦倒却坚韧的老鱼遇到了系列炸弹案件。在专业拆弹人员来不及到位的情况下，有点排爆经验的非职业“排弹能人”老鱼不得不挺身而出土法排爆。当他处理了一个又一个炸弹后，成为了警局的关键人物。但他意识到不可能总是侥幸成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留下遗言，并且向领导提出了如果自己有事，请帮忙安排媳妇和儿子工作的要求。果然，到最后终于遇到了排不了的炸弹，老鱼被炸到受重伤，也成为了警局眼中的英雄。导演设计的老鱼最后以其英雄壮举完成了一个从低点到高点的人物弧线，虽然还不成熟，有点虎头蛇尾，但艺术探索的方向是对的。
    可以比较的是，同样是涉案题材的犯罪片《无双》和《追龙》，片中对伪钞集团幕后老板、腐败警察和黑道老大的塑造，血肉丰满、鲜活生动，有层次感、有感染力。其中的经验值得借鉴。当然电影中坏蛋容易出彩，英雄不易塑造，也是一般规律。
     

 4 、融合现实主义的生活质感和虚构的戏剧化叙事
       早期的公安片，往往情节简单、线索单一、戏剧张力不足；冲突不够强，虽有困难和障碍，但对抗力量小，不足以制造多个冲突回合，展开复杂情节。高群书导演的个人风格明显的写实警匪片（如《千钧一发》），固然艺术水平较高，但仍然缺乏主流警匪片所要求的那种既真实，又具备情节戏剧张力和情感感染力的效果。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导演对类型片的艺术手法不够熟练，另一方可能也是因为我国电影管理的指导思想是现实主义原则，而这一原则和电影类型化要求的戏剧假定性存在内在的不协调。
       现实主义更多强调源于生活的艺术常识；但是忽略了浪漫主义的维度、艺术虚构想象的维度，忽略了高于生活的艺术要求。我国的文艺管理，曾经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重的，即使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里，还有魔幻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建设性的现实主义，而不仅仅是原生态的现实主义。这些创作理论层次的问题，一般不会被创作者关注，但它确实制约了编剧导演的艺术想象力，导致他们不敢、不善于创造冲突的对立面。
       完全解决这种矛盾，难度很大。不过部分地解决，确实可以为主流警匪片探出一条新路。以《“大”人物》为例：该片围绕基层小刑警孙大圣挺身而出对抗跋扈残暴的“富二代”的赵泰及其背后的财团势力而展开，讲述了孙大圣与跋扈残暴的赵泰斗智斗勇的故事。孙大圣巧妙地跟踪犯罪分子、套上cos服装准备单位的演出节目，和老婆拌嘴、为学区房发愁。这些普通百姓有的烦恼，他都有。他的生活和工作，在烦琐小事的铺排之下，充满了现实主义的生活质感。再加上配角修理工因为住所被房地产商强拆，无处伸冤，反被欺压凌辱，像极了中国人经常看到的社会新闻，更增加了该片的那种现实主义调性的生活质感。同时，该片塑造了一个极具戏剧感和反击能力的反派，嚣张跋扈残暴伤人，目无法纪藐视警察，为按照警匪片所要求的二元对立原则展开冲突激烈的情节，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孙大圣面对赵泰一方金钱诱惑、警告劝阻，甚至威胁家人性命，观众为孙大圣捏着一把汗。但不管对方是多么跋扈的大人物，孙大圣依然喊出“我一定亲手把你们办了！”这样正气凛然的宣言、警告和约战。在之后跌宕起伏的剧情中，孙大圣虽处于弱势但死磕不放，千方百计寻找以赵泰为首的黑恶势力集团的犯罪证据，最终将作恶多端的赵泰绳之以法。孙大圣这种一查到底、死磕坏蛋的精神非常的激励人心，满满的正能量，让每一个观众都从中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整体来看，该片既充满了现实主义的生活质感，又富有警匪片所需要的戏剧性叙事。
       另一个案例是《毒战》：该片的整体风格是凌厉写实的，但故事本身非常的戏剧化。从场景和气氛来看，尘土飞扬的公路、混乱嘈杂的医院环境，自然主义的灯光处理，都营造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生活质感。从镜头运用上看，凌厉而粗粝的镜头，简单直接地把排泄物、暴力、死亡等刺激性内容直接呈现出来。这些质感极强的处理，都很好地渲染了整个故事的真实感，营造了一种准自然主义的风格。尤其是，结尾的枪战没有任何风格化的处理，直面人性之恶、死亡之残酷、牺牲之惨烈，用震撼的真实替代了此类影片中常有的煽情高潮和俗套的大团圆。警察小贝及其同事的殉职，非常简单干脆的镜头直接呈现；即使是主角张雷的牺牲，镜头也极其节制，没有鲜血喷涌、死前台词、眼神特写，只有令观众略感意外的数次中弹，仓促的枪战、无声的牺牲。这些低调写实的处理，很好地表现了警察牺牲的“日常性”及其内在的价值，并反衬出毒贩的残忍凶暴。与此同时，该片又表现了主角和毒贩屡次的斗智斗勇，警匪之间的戏剧冲突非常激烈，且冲突回合较多，情节铺排较为复杂。不同于大陆传统的公安片，也不同于常规的港产警匪片，杜琪峰试图融合港片娱乐传统和大陆宣教传统，融入个人美学追求，创造一种大陆监管体制和市场都可以接受的主流警匪片。

5、杂糅善恶两面，呈现心灵煎熬，颂扬善良人性
       经典的警匪片是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但这样的人设套路化程式化严重，为了创新，中外警匪片都瞄准了灰色地带，塑造善恶杂糅、亦正亦邪的复杂人性。这种复杂人设，可以给警察，也可以给匪徒，都可表现对人性善恶的反思，都可颂扬恶行背后的良知。但对主流警匪片来讲，塑造良知未泯的匪徒不难，难的是塑造犯错的或作恶的警察。
       创新警匪片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表现犯错作恶的警察，表现警察的人性弱点和道德困境，但主要的反面力量还是匪徒坏蛋，这是第一个层次。这样的设定是不少优秀警匪片的选择，也可是我国主流警匪片的选择。第二个层次是将大反派设定为腐败警察甚至国家政权中的邪恶力量，充满批判力度和怀疑主义精神。这类设定仅限于少数国外警匪片，不适合中国警匪片。这两个层次的警匪片的共同点是，正邪不两立，黑白不分明，在警匪冲突情节之外，更注重呈现心灵煎熬，颂扬复杂人性之深层次的良知。
       这种创新警匪片的人设是具备人性基础和哲学基础的，有现实社会事实支撑的，具备了以追求真实和深刻为特点的艺术片的人设特点，而偏离了类型片二元对立、黑白分明的特点。它在深层哲学基础方面具备了相对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点，偏离了传统的绝对正义的理论。事实上，从经济学和哲学领域看，这样的相对主义和注重现实的倾向，也是正义理论在当代的思想主流。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中主张：秉持一种现实视角，关注人们实际的生活和多样性的现实，承认正义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承认正义存在不同角度和标准；而非寻找一种绝对的、完美的正义标准。阿马蒂亚·森讨论的是政治哲学，但在逻辑上和我们讨论的警匪片正义理念异曲同工，都表现出相对主义和尊重现实的倾向，强调了尊重现实的多样性，承认正义的多面性复杂性。
       基于同样的逻辑，警匪片中人性的善恶也可进行杂糅，也是有事实和哲学基础的。按照王阳明的“良知”理论，人之所以作恶，并非是因为泯灭天良，而是因为后天熏染的恶习遮蔽了人的本性。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讲：“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他当县令时，曾经用自己的擒匪审匪经验证明了大盗也有良知，且通过让大盗当众脱光衣服的手段，激发了对方的知耻良知，最后以良知感化了那个自认为“我无良知，生性喜好杀人放火”的罪恶滔天的大盗。盗贼尚且有良知，何况守护正义的警察，何况受党教育的中国警察。主流警匪片中的警察，即使犯错作恶，也是备受煎熬，也有幡然悔悟、浪子回头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创新警匪片对正义和善恶价值观的复杂化呈现，是早期经典警匪片与时俱进的变奏，是类型角色适应社会和观众需求的演化。这类影片虽然也表现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但是其叙事的焦点往往转移到了警察的犯错和人性的变化。例如《窃听风云》中吴彦祖、古天乐、刘青云扮演的三位警察各有自己的人性弱点，参与了职务犯罪，陷入道德困境，酿成了悲剧性的后果。写坏警察更狠的是韩国警匪片，比如《走到尽头》里的警察，犯错作恶，陷入错误的漩涡里难以抽身，各种问题，各种黑化。《新世界》中的卧底警察，以后竟然彻底黑化，杀警察，成为黑帮老大。中外警匪片中这些犯错作恶的警察，突破了经典警匪片中作为正义使者和善良符号的单一正面警察形象，赋予了警察复杂的人性内涵，将银幕时间中的部分强情节戏份，让给了更具备表演发挥空间的内心斗争和心灵煎熬戏。第二层次的警匪片则会更进一步表现警察队伍中的邪恶力量。韩国的《特搜总部》和美国的《洛城机密》将警察局长设为隐藏的反派，设计了警察局长勾结黑社会或指派警员杀警察灭口的情节。美国影片《目击者》中警探麦克菲和上司保罗居然干起了倒卖毒品、侵吞公款的勾当，并且派人追杀知情的正义警察布克。《王牌对王牌》也是如此，警局高层为掩盖侵吞公款的真相而将一个警察灭口，引发了谈判专家丹尼的强有力反击。这第二层次的创新警匪片实际上是杂糅了社会政治片的元素，塑造腐败警察，反思司法执法体制。不过，它们并没有偏离警匪片的情节模式：依然是正邪对立冲突，只不过邪恶力量存在于体制内部；最终正义的警察以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智慧最终打败了邪恶的警察。
       在这类杂糅善恶两面的警匪片中，艺术上最有追求的是聚焦于挣扎在善恶之间的犯罪之人。以《烈日灼心》为例，导演创作的重点是在悬疑焦灼的情节和氛围中塑造人物，进行人性善恶的思辨，实现人性救赎。这就导致该片一方面具备了文艺范儿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又由于刻意设计了自我救赎的情节而不太合乎情理，结果成为一部优点和缺点都很鲜明的作者类型片。中美警匪片中，最好的几部如《洛城机密》、《七宗罪》、《无间道》等，都是凭借杂糅善恶两面，刻画复杂人性而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口碑佳作。在这方面，主流警匪片还没突破，但电视剧《破冰行动》已经成功为坏警察形象破冰。剧中的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是毒贩势力的保护伞，这个人设在主流警匪影视剧中有拓荒意义。当然，编剧为马云波的堕落设置了让人同情的理由：马云波的妻子替他挡抢重伤，留下顽疾，发作时痛不欲生，只得吸海洛因解除痛苦。毒贩发现了其妻吸毒的把柄，于是要挟马云波成为其制贩毒集团的保护伞。可以设想，如马云波这样挣扎在善恶之间的坏警察，在被赋予令人信服的变坏理由的基础上，也许有可能出现在未来的主流警匪片中。

6、将谍战片的戏剧性元素融入警匪片
       警匪片主要表现的是警匪冲突，但警匪片高度成熟，警匪冲突的情节要推陈出新难度很大。香港警匪片另开新路，开辟了卧底警匪片一途，这类警匪片其实是吸收了谍战片的某些元素如卧底、特务、情报交换、悬疑、爱情等元素。谍战片处理的多数是敌我矛盾，英雄的压力、危险和赌注都相当大，往往是势单力孤勇斗强敌，英雄必须机智勇敢、机敏冷静，才能克敌制胜，完成任务。我国早期的“反特片”多以我方英雄对抗日军或国军为主情节线，当代美国的谍战片多以美国英雄打击恐怖分子或敌对国家为主情节线。两者共同的特点是，主角魅力大、冲突激烈、悬念强烈。香港的卧底警匪片吸收了这些长处，将应对敌我矛盾的手段应用在了内部矛盾上，显著提升了警匪片的艺术水平和娱乐性。当然，中国主流警匪片所处理的矛盾已经不仅仅限于内部矛盾，匪徒经常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恐怖分子，引入谍战片的元素也是合理的选择。《湄公河行动》就借鉴恶劣谍战片的某些元素，未来主流警匪片仍可复制其经验。

7、拓展大陆之外的故事空间，拓宽题材尺度
       在中国市场上，警匪片不算热门类型，有票房天花板，但仍可算作是常规产品，一直有一批套路明显的中等制作轮番上映。主流警匪片要创新，拓展大陆之外的故事空间，拓宽题材尺度是一个出路。
     《湄公河行动》在编剧导演艺术上不是没有问题，但《湄公河行动》的豆瓣评分和经典警匪片《生死时速》持平，都是8分，远超林超贤之前佳作《线人》的7.3分。这主要是因为《湄公河行动》是大陆调性的具备“国家行动”性质的警匪片，是依据中国公民在东南亚被冤枉的真实案件改编的，片中我方警察远赴东南亚就是为查明真相、还同胞清白、为同胞报仇。导演的艺术处理也成功激发了观众的民族主义情感，遮蔽了专业上的短板，以黑马之姿赢得了票房和口碑。这一点和《鸣梁海战》在韩国创造票房奇迹的原因是类似的。这两个案例都说明，本土化类型片即使在创作方面略有微瑕，只要满足了本国观众群的国族主义情感，只要能调制出共同体美学口味，就有可能引爆市场。大众并没有专业影评人那样的艺术标准，大众需要的是刺激性的娱乐、验证自己的价值观、宣泄情感，获得替代性满足。需要指出的是，《湄公河行动》成功的基础是，案件和警匪大战发生在国外，观众才会被激发民族情感。《鸣梁海战》也因为是韩国军人抗击倭寇入侵，才能激发观众的民族主义情感。类似的案例还有《唐人街探案》系列，因为故事发生在国外，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拿当地警察搞笑。所以，拓展故事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题材，拓宽尺度，讲述中国故事，才有可能开创主流警匪片新局面。
       虽然在创作上受到种种制约，但警匪片固有的英雄主义和正邪冲突赋予了该类型特殊的魅力，且具备对接主流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基础，所以融合主流价值观之后的主流警匪片是有固定的观众群的，前景相当乐观。若能汲取已有的同类影片摸索出的艺术经验，适度小幅突破，主流警匪片未必不能再出爆款。
        

[i]郝建：《类型电影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251页。

[ii]参见 刘藩、余宇，《类型化叙事：主旋律电影提升市场吸引力的有效策略——以战争片、警匪片为例》，《解放军艺术学员学报》，2013年1月15日。

[iii] 参见 刘藩、余宇，《类型化叙事：主旋律电影提升市场吸引力的有效策略——以战争片、警匪片为例》，《解放军艺术学员学报》，2013年1月15日。

[iv] 参见 刘藩、余宇，《类型化叙事：主旋律电影提升市场吸引力的有效策略——以战争片、警匪片为例》，《解放军艺术学员学报》，2013年1月15日。

[v] 饶曙光：《景观大于叙事的<西风烈>》，[j].《电影艺术》2011年第1期。

[vi] 许乐：《<硬汉2>：内地警匪片类型化之路》，[j].《电影艺术》2011年第3期。

[vii] 参见文田（刘藩的笔名）、刘婧雅，《<毒战>：我国警匪片的新突破》，人民日报海外版第 07 版，2013-04-15。

[viii] 兰之馨《尺度！公安题材影视剧（涉案剧）要这样把握尺度》、《广电独家》、2019-01-22。

[ix] 参见 刘藩、余宇，《类型化叙事：主旋律电影提升市场吸引力的有效策略——以战争片、警匪片为例》，《解放军艺术学员学报》，2013年1月15日。

[x] 参见 刘藩、余宇，《类型化叙事：主旋律电影提升市场吸引力的有效策略——以战争片、警匪片为例》，《解放军艺术学员学报》，2013年1月15日。

[xi] 参见文田（刘藩的笔名）、刘婧雅，《<毒战>：我国警匪片的新突破》，人民日报海外版第 07 版，2013-04-15。

[xii] 参见《林超贤的过审经：磨破的嘴皮和不断变通的剧情》，《腾讯娱乐电影新闻》，2016-10-08，https://ent.qq.com/a/20161008/008131.htm。

[xiii]参见《电影<大人物>引共鸣 公安干警表示：这电影接地气！》，凤凰网娱乐，2018年12月17日

[xiv] 参见文田（刘藩的笔名）、刘婧雅，《<毒战>：我国警匪片的新突破》，人民日报海外版第 07 版，2013-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