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楼漫谈

漫步祖国大地，不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闹市还是乡里，我们总能于不经意间见到形形色色，或端庄凝重，或轻灵小巧，或金碧辉煌，或朴实无华的牌楼。而当我们身处异国他乡时，同样能在当地的华人社区觅见这些极具东方特色的“中华之门”的身影。

牌楼，又称牌坊，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建筑小品。在古代，都市里坊的入口、主要街道的端头、名胜景区的起点，大多都以它作为标志。牌楼最早起源于古代的大门，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使用功能和建筑形象逐渐变得丰富起来。中国的牌楼，若按所用材料划分，则有木、石、砖、琉璃之别；若按外形划分，则有柱出头式与柱不出头式之别；而若按其构造划分，则又可细分出两柱一间、四柱三间、六柱五间等诸多式样。

文中，作者就将结合牌楼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其构造、特点、功能等问题加以系统梳理。

本文发表于《建筑艺2019》（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漫步祖国大地，不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闹市还是乡里，我们总能于不经意间见到形形色色，或端庄凝重，或轻灵小巧，或金碧辉煌，或朴实无华的牌楼。而当我们身处异国他乡时，同样能在当地的华人社区觅见这些极具东方特色的“中华之门”的身影。

牌楼与华表、影壁、碑碣等均属于建筑小品。这类建筑除了装饰与纪念功能外，实用价值其实颇为有限。加之在古代，兴建此类建筑往往深受封建等级制度的严格约束，且造价不菲，所以把它们比作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奢侈品”也毫不为过。可说来也怪，一向视勤俭、内敛为美德的中国人却对建造华丽的牌楼有着超乎想象的热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对其趋之若鹜呢？接下来，就请各位读者与我一道在本文中寻找答案吧！

一、 牌楼的起源

牌楼，也称牌坊。虽然在今天，这两个称谓往往可以互换，但如果咬文嚼字地讲，二者其实还是略有区别的。通常情况下，人们习惯将是否有檐楼作为区分标志，称有檐楼者为牌楼，没有檐楼者为牌坊。

我们今天看到的牌楼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却都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位于建筑轴线序列的开端，起到限定空间和提示引导的作用。由此可见，牌楼明显具有大门的某些特征，所以想要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就得从中国古代的大门开始说起。

甲骨文中有这样一个文字，形如安装了门扉的大门，这就是远古时期“门”字的写法。虽然没有更为详实的记载，但可以想见，当时的大门应当比较简陋，就是由立柱、横梁和门扉组成的。

到了春秋时期，《诗·陈风·衡门》有这样的记载：“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衡门的概念由此出现了。 所谓“衡门”，就是在两根立柱上加一根横木组成的门，由于造型十分简单，因此多被当做宅院的大门。古人在提及陋室时经常会用到“衡茅”二字，其中“衡”字所指代的便是衡门（“茅”指茅屋）。后来，为了防止雨水的侵蚀，人们又在横木上加盖了屋顶，衡门的形制逐渐定型。而这些造型简单的，甚至是有些粗陋的大门即可被视为牌楼的“远祖”。

在宋人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中记载着一种名为乌头门的建筑，它的门框由分立左右的柱子和置于其上的横木组成。横木与柱的相交处安日月板，柱顶高出横木，上套陶制的乌头，起防水和装饰之用。《营造法式》中还记载：“乌头门其名有三：一曰乌头大门，二曰表揭，三曰阀阅，今呼为棂星门。”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知道，宋时的乌头门与棂星门其实是同一种建筑。在古代，祭祀灵星（天田星，主稼穑）本是帝王祭天时的一个重要环节。时至宋代，随着尊孔如天的思想逐渐成型，人们开始把祭祀孔子与祭天的重要性等同起来，并把许多与祭天相关的概念挪用到祭孔当中。据记载，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灵星门首先出现在祭天建筑的外垣，到了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年），这一礼制建筑则被第一次布置在了孔庙当中。而这种建筑布局的变化，实际反映出的正是古代中国人在精神层面的一种不易察觉的转变。

由于当时的灵星门上设有形如窗棂的结构，所以久而久之，人们便把“灵星门”的称呼改成了“棂星门”。或许是由于棂星门的造型古朴庄重，自初创之后，它便成为各类祭祀建筑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由于其造型与“冲天牌楼”非常类似，且都具有大门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牌楼建筑的“近亲”。

真正意义上的牌楼大约是在北宋年间出现的。不过想要探究其演变过程，我们就得上溯隋唐，从当时的里坊制度开始说起。为了便于当权者管理，隋唐时期的居民必须居住在被称为“里坊”的矩形居民区内。坊的四周由高墙包围，并设坊门作为专门的出入口。坊门上往往写有坊名，每日以钟鼓为号，定时启闭。全年除几个重要节日外一律实行宵禁，居民夜间不得外出。

盛唐以后，中国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号称天下财富“扬一益二”的扬州、成都等地成了重要的经济中心。在这些商业繁荣的城市中先后出现了夜市，与之相应的，地方政府也对宵禁制度有所放宽。

从公元10世纪末到公元13世纪下半叶，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出现了一场革命，这就是城市结构从里坊制转变为坊巷制。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统治力量被大大削弱，国家一蹶不振。居住在里坊内的百姓深感坊墙束缚，于是便开始越界从事生产活动。而此时的官府既无财力修复业已在战乱中倒塌的坊墙，也无暇顾及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转变，于是里坊制逐渐出现了动摇。

到了五代时期，周世宗在对开封进行扩建时，主张改善城市拥挤不堪的环境。于是在为旧城加筑罗城时，里坊式的居民区便没被规划进去。

北宋的东京继承了后周扩建后的城市形象。在经济发展的不断冲击下，商业、手工业的需求与里坊制和宵禁制度的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宋太祖于乾德三年（965年）彻底废除了夜禁制度，宋仁宗在位时下令拆除了所有留存的坊墙。从此以后，里坊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街道两侧残存的坊墙被林立的商肆取代，城市建设完全摆脱了唐代规划思想的束缚。

坊墙被拆除以后，作为里坊标志的坊门却被保留了下来。自此，拆除了门扇的坊门便成了横跨街道的独立式建筑，即后世的牌楼。

独立的牌楼诞生后，它们依然保留了大门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其形制、结构和造型却逐渐“进化”，衍生出许多变体。宋、元时期的牌楼均为木制，且大都是两柱一间一楼的简单形式。到元末明初的时候，牌楼的建造材料开始多样起来。此后，牌楼的标志功能和纪念功能不断加强，造型和装饰也日益精美。到明永乐时期，牌楼的复杂程度显著增加，各地普遍出现了四柱三间三楼或四柱三间五楼等全新式样。而到了16世纪中叶，国内甚至出现了六柱五间十一楼的“超级牌楼”。

二、 不同材质的牌楼

1.木牌楼

在所有材质的牌楼当中，木牌楼的历史最为悠久，造型也最为丰富。其它类型的牌楼，诸如石坊、砖坊等，都是以木坊作为蓝本进行设计和建造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木牌楼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从宋元时期的二柱一间一楼式一直发展到明清时期的六柱五间十一楼式。不过尽管它们的体量及华丽程度均大幅提升，但最基本构造却大体相同。

木牌楼主要由下架和檐楼两部分组成。以比较复杂的四柱三间七楼式木坊为例，其面阔方向横列四棵柱子，中间两根为中柱，亦称明柱；两侧两根为边柱。牌楼分为三间，中间的称明间，两侧的称次间。明间自下而上，构件依次为柱、雀替、小额枋、折柱与花板、龙门枋、高栱柱、单额枋、平板枋、斗栱。斗栱以上部分为檐楼，明间的檐楼为明楼，又称正楼，是牌楼中最为突出的部位，亦是整座牌楼的中心。牌楼次间由下而上，构件依次为：柱、雀替、小额枋、折柱与花板、大额枋、高栱柱、单额枋、平板枋、斗栱、檐楼。次间的檐楼名为次楼，比正楼稍低，可以看成正楼的陪衬。在正楼与两次楼之间各起一楼，坐落于龙门枋之上，夹在正楼与次楼之间，称为夹楼，是正、次楼的衔接与过渡。次楼的外侧也各有一楼，作为次楼的陪衬，因其处于两边端头位置，故称边楼。

牌楼的最大特点是面阔大、进深小，因而特别容易在水平作用力下发生倾覆。所以在搞清了木坊上各种构件的名称之后，我们有必要重点谈谈那些确保它能搏击风雨的特有结构和做法：

①柱子深埋、基础稳定

柱子深埋是确保牌楼稳定的关键所在。据刘敦桢先生测算，其柱子埋入地下的深度至少应为边柱露明的2/5强。不仅如此，牌楼的基础也必须建造得十分稳定。其具体做法是：柱脚以下铺砖砌磉墩若干层，其下设灰土垫层若干步，再下由素土夯实、加打地丁。如此处理，可以大大提高地基的承载能力。牌楼坐落于这样的基础上，又兼柱子及夹杆石一并深埋地下，使牌楼整体构架有了很好的竖向稳定性，因而具备了稳定矗立的基础。

②使用夹杆石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牌楼是唯一使用夹杆石的建筑。夹杆石在增强牌楼的稳定性方面有以下三点好处：一，以石头围护木柱可使柱子埋入地下的部分避免直接接触土壤，以延长其寿命；二，夹杆石与柱根部分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坐落在柱顶石上，可以增大柱脚与柱顶石的接触面积，提升稳定性；三，夹杆石高出地面，既可以保护柱脚免受雨水侵蚀，又相当于加大了柱子外露部分的断面，有助于进一步抵抗水平外力。

③使用灯笼榫

灯笼榫，又称“通天斗”，是木牌楼的又一个特殊构造。所谓灯笼榫，就是在牌楼柱子的顶端做出一根长榫高高伸出柱头。这个长榫与柱子实为一体，断面呈正方形，宽厚略等于坐斗的尺寸。它占据角科（亦即柱头科）坐斗的位置，向上一直延伸到脊桁下皮，并在顶端做出桁碗，上承桁条。榫的中部与斗栱纵横构件相交处做成十字通口，使正心栱、正心枋、翘、昂、耍头、撑头木等构件能够从中穿过，角科斗栱的其它杆件则按通常的做法拼接。角科的栱子同相邻平身科的栱子做成鸳鸯交首栱，使两攒斗栱连成一体，以增强整体性。由于角科斗栱各构件均与之搭接，形似灯笼的灯芯，因此这个长榫便被命名为“灯笼榫”。

灯笼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把下架的柱子与上架的斗栱、桁条、椽、望等联系起来，从而克服牌楼上下架构件之间相脱节的致命弱点。不少近代翻建过的木牌楼，尽管其柱、枋等下架构件已经用钢筋混凝土取代了木头，但是为了解决下架与斗栱的联系问题，设计中仍然使用灯笼榫这一传统构造，即在混凝土柱头上预埋一根木制灯笼榫，以此提高上下架的整体性。

④戗杆支撑

早期的木牌楼由于体量不大，稳定性相对较好，因而并没有戗杆这种构件。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牌楼的体量越来越大，对稳定性的要求自然也越来越高。因而明代以后兴建的木牌楼，几乎都设有戗杆。所谓戗杆，其实就是一种木制斜撑。它们两两对置，上部抵在牌楼的柱头位置，下部多立于雕刻精美的石座之上，形成三角支撑，以此增强牌楼抵抗水平外力的能力。

2.石牌楼

刘敦桢先生曾说过：“石与琉璃二类牌楼之结构，俱以木牌楼为标准，分件名目，亦惟木作是遵。”可见，石牌楼的造型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木牌楼。石坊出现的年代较晚，它们的产生源于施工技术的进步，当绞盘和滑轮等装置被广泛使用后，吊装巨大的石质构件终于成为可能，随之石坊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由于石坊坚实耐久，端庄凝重，因此常被布置在皇家陵园里。比如北京十三陵的石坊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区天寿山南麓，是明朝皇帝的皇家陵区。这里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的山口即为入口。整个陵区共用一条神道，而神道南端的起始位置便是十三陵石坊。

该坊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建成，为六柱五间十一楼式，面阔28.86米，通高14米，是中国最大的牌楼之一。石坊从中间向两侧，开间、高度逐次缩减，形成了良好的比例和优美的韵律，使其既有磅礴的气势又不乏灵动的风韵。

如此巨大的石坊全部由汉白玉构筑。这些经过精雕细琢的巨大石料动辄十几吨重，在当时没有先进起重机械的情况下，聪明的工匠靠着木制幌杆和绞盘，像搭积木一样将整个建筑一点点地拼接而成。整座石坊不仅秉承了明代固有的简洁大方的设计风格，同时在视觉的重点部位还装点了大量华美的石雕，其精雕细刻的程度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堪称石雕工艺的绝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十三陵牌楼本是一座彩绘石坊，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彩绘已经剥落殆尽，只有在雕刻较深的地方才能略见一些痕迹。

石坊不仅深受皇家的青睐，在民间同样备受推崇，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如今留存最多的恐怕就要数石坊了。相较皇家建筑的华丽与庄重，南方的石坊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轻灵与雅致的风韵。南方石坊的柱子都比较高挑，柱高与直径之比约为10：1，为了保证石坊的稳定，柱子的根部大都置有“夹柱石”。明间的夹柱石置于石柱的前后两侧，而边柱则在前、后、外三侧安装，从而使石坊的稳定性得以提升。夹柱石的造型在明中叶以前多采用高基座的蹲狮造型。由于蹲狮腰部支撑位置较低，很难靠紧石柱，所以后来聪明的工匠将石狮子的造型设计成倒立姿势，用狮子的肚子和尾巴夹住石柱，由此提高了夹柱石的支撑点，从而大大增强了夹柱石的固定作用。这种头下脚上，状如下山的狮子俗称“倒爬狮子”，它们的形象活泼生动，而且很好地满足了功能上的需要，实在是天才的设计。到了清代，夹柱石的形象逐渐简化，石鼓和石板造型比比皆是，而狮子造型则比较少见了。

江南早期的石坊，其梁枋多呈矩形，明末则盛行月梁。因石材属于易断的脆性材料，故在梁下的两端还装有雀替，形制与木构建筑如出一辙。承托屋面的斗栱，早期多为分块拼装而成，后来逐渐演变为整体雕凿的形式，到清末又简化成偷心造形式，这不仅有助于增强结构的坚固度，而且还又省工省料。另外，这种做法还使牌楼上部的负荷大大降低，造型上也显得轻灵生动，因而达到了结构合理与外形优美的高度统一。

除了两柱一间、四柱三间等常规形象，南方还出现了一种非常罕见的，平面呈“口”字形的立体石坊，这其中又以安徽歙县的许国石坊最具代表性。

许国石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用以表彰许国云南平夷有功。它的平面呈矩形，南北两排各有四根石柱，构成两大两小，四坊合围的格局。其中南北两面为正方向，立面四柱三间，宽11.5米；东西两面为连接正坊边柱的侧坊，各一间，宽6.7米。整个牌楼四面八柱，故俗称“八脚牌楼”。

许国石坊造型生动，八根立柱的夹柱石上雕刻有威猛的石狮子，其中四根边柱的外侧立有“倒爬狮子”，四根中柱的外侧各雕一只坐狮，这十二只栩栩如生的石狮子神态逼真，是不可多得的石雕佳作。石坊由质地坚硬的青色茶园石建造，用料特别厚实，八根立柱均为0.5米见方，方柱断面下大上小，且重心微微偏向坊心，从而增强了它的稳定性。石坊造型模仿木结构建筑，梁枋柱板、斗栱飞檐一应俱全。据说有的石构件一块就有四、五吨重，当时的民间工匠能将如此笨重的石料悬空榫结，足见建筑技艺之高超。

3.砖与琉璃牌楼

砖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便于砌筑、经久耐用等优点，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纯粹的砖牌楼多见于南方，它们常被设于院墙上，作为府第或祠堂的大门使用。这些牌楼的做法是用青砖砌筑成高大的封火墙，墙的立面轮廓被做成牌楼的形象，正中的明间开门洞，墙面上用异形砖砌出柱、枋等仿木结构，次间则多用花砖砌成影壁墙。江、浙、皖一带的砖坊上经常满铺精美的砖雕，而福建地区的砖坊则相对较为简洁朴素。

制作砖雕的能工巧匠们能在不足一寸的砖坯上雕刻出神情逼真的人物、栩栩如生的鸟兽、婀娜多姿的草木、蔚为大观的山水，从前景到背景，往往有七八个层次，层层递进，流畅灵动。

制作砖雕首先要做好砖坯，制坯时需选择精细的泥土，经过淘洗后除去杂质，以免烧制后影响雕刻。砖雕工艺通常分两道工序，第一道称为打坯，也就是立意和构图，一般由经验丰富的匠师完成的。雕刻的图案均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人物故事、自然山水或带有吉祥寓意的花卉植物、珍禽异兽等。随后的工序叫出细，也就是精雕细刻的过程，多由助手来完成。

砖牌楼色彩素雅，雕刻华丽，生活气息十分浓郁，很好地反映出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审美取向。

如果在砖坊的表面加砌琉璃饰面，便成了琉璃牌楼。琉璃是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建筑材料，因而全国现存的琉璃牌楼数量很少，且大都集中在北京、承德等地。

北京东岳庙牌楼是一座很有代表性的琉璃牌楼。它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四柱三间七楼歇山式。其屋面为灰瓦绿琉璃剪边，下方拱券门洞亦采用素雅的灰砖。雀替以上的大小额枋、垫板、斗栱等仿木构件由黄绿相间的琉璃饰件镶砌，风格古朴凝重又不失华丽。据说这座牌楼是由太监马谦牵头，携太监陈永寿、卢升共同出资兴建的。按说太监建牌楼本是僭越之举，但是马谦很会讨主子欢心，说这是替皇上孝敬东岳大帝而立的牌楼。所以他最终非但未受责罚，反而还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如今东岳庙已被改为民俗博物馆，由于北京的交通需要，东岳庙内从牌楼以北到钟鼓楼的一片寺院都已被改成了宽敞的马路。东岳庙虽然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这座琉璃牌楼在现代化的闹市中间仍然风韵尤存，真可称得上是一座“东方的凯旋门”。

三 、不同功能的牌楼

正如前文所述，牌楼是由里坊大门演变而来的，所以其早期功能主要是入口大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量越来越大，装饰越来越华丽的牌楼又被赋予了新的功能：科举考取了功名或是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可以在府第门前或家乡的村口建造表彰性的功名坊、德政坊、纪功坊；帝王的陵寝或忠臣烈士的墓前，也常常建造宏伟壮观的墓坊；古圣先贤的坛庙前，自然也能见到庄严肃穆的棂星门；守寡终老的贞妇烈女们也都被贞节坊所颂扬。这些牌楼的功能和性质大相径庭，下面我就为各位读者慢慢道来。

1.标志牌楼

牌楼多处在一群建筑的最前端，且形象十分突出，因而人们一看到高大的牌楼往往就会意识到此地有一组重要建筑存在。这就使得牌楼具有了提示性和标志性。在全国各地，凡是在比较重要的庙堂周围，或是桥的两端，一般都能见到此类牌楼。

位于北京正阳门外的正阳桥牌楼便是此类牌楼的代表。正阳门，俗称“前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南门，重要衙署均设于此。正阳门被修建得格外恢宏，通高40米有余，是旧时北京最高大的城楼。在城楼的南边建有一座同样高敞的牌楼——正阳桥牌楼。该牌楼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 年），采用六柱五间五楼冲天柱式。立柱间由两道额枋相连，枋上绘金线大点金旋子彩画，枋间置镂空花板，其上由斗栱支撑五座绿琉璃瓦庑殿顶檐楼。牌楼的明间上有题写“正阳桥”的匾额，不过北京人更习惯将其称为“前门五牌楼”。由于其所处的位置极其特殊，因而常被视为皇权的象征。时至今日，你依然能在前门步行街的北端见到这座牌楼的身影，只不过它已不是当年的那座牌楼了。

1952年，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街道牌楼的相关事宜，理由是这些跨街而立的建筑影响交通安全，经常造成车辆事故。当时，梁思成对此极力反对，他认为城门、牌楼等古建筑构成了北京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应该在合理规划道路的前提下予以保留。但是他的意见最终并未被采纳，于是屹立在街道上的牌楼，除了成贤街上的四座以外，其余一并被迁移或拆除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前面五牌楼也于1955 年被拆除。

2001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在正阳门以南复建这座牌楼。但由于怕造成交通拥堵，所以在此次复建当中，位于牌楼中间的四根立柱居然被改成了悬空式样。由于其造型实在不伦不类，所以这座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一经建成便饱受非议。以至被北京人戏称为“假五牌楼”。 

2007年，为配合前门大街的修缮整治工程，恢复清末民初时期的北京风貌，北京政府不仅拆除了“假五牌楼”，还在原址上根据历史资料原貌复建了正阳桥牌楼。于是，这座牌楼再次成为了北京门户的标志，用开阔的胸怀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

虽然前门五牌楼非常幸运地得以复建，但在当年的那场城市改造中还有很多牌楼被彻底拆除了。如今，我们只能通过地名知晓它们的存在：比如著名的“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其实就是“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的简称。

以西四为例，按照中国历代建城的祖制，位于皇宫西北角的十字路口处应兴建热闹的市场，因此明代就在这里建起了西市，顾名思义就是西边的市场（皇宫东北亦有东市，即今天的东四）。西四最早被称作“大市街”。1420年，永乐皇帝朱棣又在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各修建了一座牌楼，南北牌楼的匾额上写着“大市街”，东边的牌楼题写“履仁”，西边的牌楼题写“行义”，后来人们就形象地称这里为“西四牌楼”，并简称为“西四”了。

当年，西四可以说是买卖林立，热闹非凡。也正因如此，这里后来成了明朝的刑场所在。正所谓闹市杀人以儆众，为的就是杀一儆百。如今我们看的明代题材古装戏里皇帝说的“拉出午门斩首”，实际就是把犯人押倒西四牌楼处决。明朝的民族英雄于谦、袁崇焕就是在此惨死的。也许有人要问，北京的菜市口不也是刑场吗？没错，不过那是清朝以后的事情了。

同样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一并被拆除。所以到了现在，作为北京街道标志的牌楼已经所剩无几。虽说牌楼没有了，但因牌楼而得名的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等地名却一直沿用了下来，足见这些作为街道标志的牌楼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牌楼不仅是一座城市或一条街道的标志，由于其造型优美，因此常常也被当成风景名胜的景观标志，起烘托气氛的作用。

位于北京的北海公园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是我国保留下来的历史最悠久、保护最完整的皇城宫苑之一。作为皇家园林，北海公园的牌楼不但数量多，而且样式也十分丰富，其中建筑风格最为鲜明的就要数陟山桥牌楼了。陟山桥牌楼又称智珠牌楼，位于公园东门的陟山桥处，背后为般若香台（也称半月城）和智珠殿。这座牌楼为木制，四柱三间三楼，屋顶上盖有黄色琉璃瓦。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座牌楼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这座牌楼没有匾额，取而代之的是三层大额枋；再者，它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牌楼的装饰性，其斗栱采用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云头如意斗栱”，造型独特、气派非凡，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倘若站在半月城的城台上平视智珠牌楼，一层层堆叠起来的如意斗栱会让人对“目不暇接”一词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多层云头如意斗栱在皇家建筑中并不常见，其构造与北方的官式做法也不相同，堪称是地方做法移植到皇家建筑的成功例子。这座牌楼不仅自身造型优美，装饰华丽，而且更为周边景色提供了很好的烘托效果，当游客进入了北海公园的东门，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牌楼。在它的衬托下，西边的白塔更显素雅纯净，由此可见造园哲匠的高超技艺了。

2.纪念牌楼

在以礼治国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权力，除了使用武力外，也十分重视通过文字、戏曲、绘画等方式向百姓灌输伦理道德思想。当牌楼还是里坊大门的时候，由于官府经常在其上张贴告示、旌表嘉德，所以它便具备了表彰的功能。在它们摆脱坊墙成为具有标志性的独立建筑以后，这种表彰功能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还被进一步强化，并衍生出一大类以纪念功能为主的牌楼。此类牌楼名目繁多，大体可分为功名坊、政绩坊、贞洁坊、乐善好施坊、百岁坊等。

①功名坊

据文献记载，明清时期准许建造功名坊的标准并不算高，只要成为贡生便可兴建。但至今我们能够见到的功名坊中还是以进士坊居多。所谓进士及第，就是应试的考生不但要通过全国统一的会试，而且还要通过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所以准确地说，进士身份并不是考生考取的，而是由皇帝赐予的。在所有进士当中，位列一甲的为“赐进士及第”，列二甲的为“赐进士出身”，列三甲的为“赐同进士出身”。

在中国古代，想要考取功名并非易事，科举考试的竞争向来异常激烈，一户人家中如能有一人高中已是光耀门楣的大事，而如果有多人得中进士就更为难得了。安徽歙县唐模村外建有一座“同胞翰林”石坊，旌表的就是同在清康熙年间得中进士的许承宣、许承家兄弟。当地有句俗话叫“天下牌坊数徽州，徽州牌坊一个半”，其中的“一个”是指歙县的许国八脚牌楼，而“半个”便是指唐模的“同胞翰林”坊了。

这座石坊建于清康熙年间，兄弟二人分别于康熙十五年和康熙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后被皇帝钦点为翰林，这在当时实属罕见。该牌楼四柱三间三楼，高16米，宽9.6米。整座建筑几乎布满了精美的石雕，石柱间刻有梅花，取“梅花香自苦寒来”之意。四根石柱上刻有“仙鹤祥云”，意为鹤啸九天、凌云壮志。石坊的檐下刻有“恩荣”二字，是皇帝恩赐荣耀之意。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古时以个人名义修建的牌楼上有时会镌刻“恩荣”二字，有时会镌刻“御旨”二字。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皇帝恩准建造牌楼，但建造经费由个人筹集；后者则是皇帝不仅赐予造牌楼的权力，而且还负责出资。

在中国古代，连中三元可能是所有读书人的终极梦想。那么何谓“连中三元”呢？以清代为例，当时的科举考试全过程是从县、府、院等基层开始，考试叫做童试，赴考者叫做童生，考中后叫秀才，第一名叫案首。较高级别的国家考试叫做乡试，在省城进行，赴考人是各地的秀才，考中者称举人，第一名是“解元”。再高一级是会试，在礼部举行，赴考者是举人，考中者称贡生，第一名为“会元”。此后的殿试则是在皇宫中举行，由皇帝亲自主考，殿试的第一名称“状元”。而所谓“连中三元”就是指一个考生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都高中头名，获得“解元”、“会元”和“状元”的称号。要知道，自隋朝兴科举到清末废科举的1300余年间，能够连中三元的也不过20位，因此为这些人兴建功名坊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苏州城里曾有一座两柱一间冲天式的三元坊，是为表彰清代连中三元的钱棨而修建的。钱棨28岁以县、府、院试三个第一名，即“小三元”的身份考中秀才。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他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进京会试，得中第一名会元；同年又在殿试中又摘得状元桂冠。所以准确的说，钱棨不但是清代第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连中六元的人之一（另一个是明朝的黄观）。只不过这座牌楼如今已被拆除，只留下了“三元坊”的地名供后人凭吊。

②政绩坊

在古代，考取了功名就有了做官的资本，对于官员的政绩，皇帝当然更乐意表彰，所以现存的牌楼中存有大量的政绩坊。

一代为官已是荣耀之至，至于那些能够延续二世三世经久不衰的官宦家族，就更有理由用牌楼彰显自己的尊荣了。“奕世尚书”坊坐落在安徽绩溪县瀛州乡大坑口村，建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所谓“奕世”，即一代接一代之意，该坊是为明代户部尚书胡富、兵部尚书胡宗宪而立。胡富是明成化戊戌科进士（1478年），胡宗宪是明嘉靖戊戌科进士（1538年），两人恰好相隔一个甲子荣登金榜，故被冠以“奕世”之称。（图45 “奕世尚书”坊）

奕世尚书坊为四柱三间五楼式，高10米，宽9米，坐北朝南。坊上正面刻有“恩荣”“奕世尚书”“成化戊戌科进士户部尚书胡富”“嘉靖戊戌科进士兵部尚书胡宗宪”“大司徒”“大司马”等字样；背面刻有“恩荣”“奕世宫保”“太子少保胡富”“太子太保胡宗宪”“青宫少保”“青宫太保”等字，书法遒劲流畅、气韵不凡。

奕世尚书坊上的石雕异常精美，运用圆雕、深浮雕、浅浮雕、透雕等工艺，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镌刻于石上，难怪著名建筑师郑孝燮先生曾对它有过“就其雕刻艺术而言，要比歙县的国保单位许国石坊略胜一筹”之评价。

③贞节坊

在各种纪念性牌楼中，贞节坊恐怕是最受人非议的一种。它以一种冠冕堂皇的形式，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包装成光宗耀祖的“壮举”，诱骗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腐朽思想。

说起贞节牌楼，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贞节”一词的含义。“贞节”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坚贞的节操，如张衡在《思玄赋》中所咏：“伊钟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在此语境下“贞节”一词并无性别特指，只是表示人的品格纯正高洁。“贞节”的第二层含义与“贞操”相近，是指妇女在节操上没有污点，婚前守身如玉、婚后从一而终、丈夫死后不改嫁等是为具体表现形式。

中国封建社会的贞节观念在先秦时期便以产生，不过当时的两性关系还比较自由，桑濮遗风尚存，所以即使在上流社会，女性改嫁、再嫁的现象也毫不鲜见。时至汉代，虽然统治阶级已经有意识地提倡女子守贞节，但此时还只是停留在对妇女品德上的要求，而对他们的婚姻未做太多约束。东汉的蔡文姬一生三易其夫，死后依然名垂青史便是最好例证。然而到了宋代，随着理学家们公开喊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中国整个社会被彻底“洗脑”。人们开始愚昧地追慕、崇拜所谓的贞洁烈女。在这股“歪风”的席卷之下，妇女离婚、寡妇再嫁都成了她们最大的人生污点，而为亡夫殉节却成了最值得嘉奖的珍贵品格。

贞节坊最早见于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曰：“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核，转达上司，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自那时起，民间建立贞节牌坊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因而逐渐兴盛起来。

安徽歙县的棠樾牌坊群不但是明清时期建筑艺术的杰作，同时也可看成是程朱理学的“纪念碑”。棠樾，古称“唐越”，是徽州望族鲍氏的聚居之地。当地背山环水，面临沃野，环境十分优美，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赞其曰：“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在棠樾村口百余米的甬道上坐落着明清时期的七座石坊，表彰鲍氏族人中的忠、孝、节、义之士，这其中就有两座节孝坊：

鲍文渊继妻节孝坊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旌表的是鲍文渊继妻吴氏的贞操守节。吴氏是江苏嘉定县南翔镇人，22岁时嫁给了客商于此的棠樾人鲍文渊作续弦。七年后，丈夫染病逝去，只留下了前妻的孤儿和几间空房，十分凄凉。据传，在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后，29岁的吴氏便洗掉脸上的脂粉，脱去艳丽的衣裳，终日以纺织教子度日，守节长达三十余年，终于把孤子鲍元标培养成清代著名的书法家。不仅如此，吴氏还用多年节省下的积蓄将丈夫的棺木运回家乡安葬。到了棠樾，她悉心侍奉年迈的婆婆，还花钱修葺了九世以下的祖坟，之后才带着些许的慰藉离开了人世。后人将吴氏的事迹上报朝廷，终于受到皇帝的褒奖，建起了这座节孝坊。

鲍文龄妻节孝坊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是为旌表鲍文龄妻子汪氏的贞操守节而建。据说，汪氏与丈夫感情深厚，被村里人看作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谁知命运多舛，汪氏在25岁时便死了丈夫，留下她和不谙世事的孤儿。后来，汪氏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抚养成人，而她自己却积劳成疾，在45岁那年殒命而去。族人将她的事迹上报官府请旌，终于在她死后35年时修建了这座节孝坊。

愚以为尽孝理应褒奖，而守寡却实在不值得颂扬。但是，此类表彰妇女守节的牌楼在国内却还有很多。在有些地方，单单一座“节孝总坊”上镌刻的姓名就有上百人之多。虽然这些牌楼大都造型优雅，装饰华丽，雕刻的其上的人物也都裙裾飞扬，神采奕奕。但是它们所记载却是一段段孤独、凄凉、惶恐的人生，颂扬的也是一种病态至极的荣耀。因而让今人看后非但不会心生愉悦，反而还会有种脊背发凉的感觉。

④乐善好施坊

有些商贾巨富家财万贯，也想在乡里建造光耀门楣的牌楼。怎奈他们家中既无人考取功名，也无节妇孝子可以旌表，所以只能另辟蹊径，靠慷慨解囊、扶危济困为自己“捐”一座乐善好施坊。

福建仙游县城关东门街有一座“乐善好施”坊，是为旌表富商陈天高父子而建。陈家父子以烟起家，家资百万，名冠闽中。他们因捐资兴建仙游金石书院而博取了御赐“乐善好施”的美名，于是便名正言顺地为自己建起了这座牌楼。该坊建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据说整整花了三十年才建成。它高约14米、面阔11米，四柱三间五楼庑殿顶式。石坊立柱粗壮，明楼檐下嵌着“玉音”匾额，其下横匾上刻“乐善好施”四字。横匾左右雕赐福天官，其下透雕三组历史人物故事。牌楼明楼檐下施垂莲柱，次楼为两座精巧的小坊亭，与上层的“玉音”匾额交相辉映。整座建筑造型端庄、雕饰华美，堪称清中期石牌楼的代表作，享有“八闽第一”的美名。

⑤百岁坊

在中国，长寿是人们所共同追求的，封建统治阶级将长寿作为国泰民安的一种象征，以此来证明国家的强盛。因此，旌表长寿的百岁坊便出现了。

安徽歙县许村高阳桥东头有一座“双寿承恩”坊，是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皇帝下诏为许村一对年逾百岁的“人瑞”夫妇兴建的。据县志记载，由于徽州山清水秀，环境清幽，故历代多产寿星人瑞。人生百岁已属罕见，而夫妇双双年逾百岁则更是旷古奇闻了。石坊四柱三间五楼歇山顶，造型与“亦世尚书”坊相似，明间刻有“双寿承恩”四字，额枋上雕双狮戏球，明间柱脚用“倒爬狮子”固定，次间用靠背石。石坊在桥头矗立，比例适度，造型优美，成为了高阳桥的标志建筑。

官宦人家以功名政绩为傲，富贵人家以乐善好施为荣，寻常百姓无财无势，却能因长寿名垂千古，这实在是有钱有势也换不来的自豪啊。

3.门脸牌楼

在明清时期，很多店铺的门前都建有非常醒目的门脸牌楼，它们不同于独立的牌楼，也和常见的门坊有所区别。准确的说，门脸牌楼是附在商铺门脸上的一种装饰，功能和今天的广告牌类似。这些牌楼不但色彩艳丽，而且更特别的是，它们的柱子顶端往往都高出屋顶很多，一是为了吸引眼球，二是为了将各种招牌、幌子挂在上面，好让人们从远处便能看到，因而起到宣传和招揽生意的作用。另外，这些高高的柱子还有一个别名——风水柱。过去的人相信谁家的柱子建得越高，谁家就能借天之力发财。

门脸牌楼在旧北京城内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凡是有点起色的商家为了装点门面，都会把商铺修建成牌楼式样。直到清末民初，西方资本进入中国，“洋行”遍地，门脸牌楼才慢慢淡出人们视野。

北京颐和园后湖有一条后山买卖街，俗称“苏州街”。据说，这里是乾隆皇帝为皇太后祝寿时修建的。其实兴建这条商街并不是真的为了赚皇亲国戚的钱，它只不过是皇家园林中的一种特殊景点，好让那些常年居住在深宫内院的后妃们体验一下市井民情，再过一把讨价还价的瘾。这条苏州街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沿街的商铺酒肆都是仿照民间式样而建，因此很多店铺前面都建有门脸牌楼。后来，苏州街于咸丰十年毁于英法联军的入侵。而今我们看到的苏州街是上世纪90年代初复建的，里面的布局和建筑式样基本符合原貌。如果各位读者有兴趣，不妨到那里走走看看，感受一下清代商业街的繁荣。

行文至此，我的这篇漫谈即将告一段落。虽然就实用性而言，牌楼确实只有为数不多的使用功能。但从精神层面上看，它却宛如记载了不同时代风貌的史书，向后人述说着只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关于忠、孝、仁、义、礼、智、信的故事。而这种纯粹性恐怕也正是牌楼有别于其他类型传统建筑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