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者与人文学工作方式的养成——从贺照田的学术研究谈起

本文以2018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文研院召集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如何可能？”的多学科研讨会为契机，结合自己的学术体验深入研读了贺照田等共著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8年）一书，并在从中提炼出一种“解放了的文学研究” 所具有的能量，以此矫正当下人文学工作方式的若干弊端。

全文从贺照田的三个研究个案谈起，即细读他对于雷锋日记、潘晓来信与欢欢讲话的若干论述，并从中整合出他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如何个人？怎样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如何实现有机团结？三例个案恰好勾连起共和国精神史的某条脉络：五六十年代雷锋“集体英雄主义”的形塑与推广、八十年代潘晓在“为自己”与“为别人”之间的艰困搏斗，以及欢欢从自身做起推动乡村孝亲文化的新型实践。这三段成长故事，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和调适过程互为表里。

在面对这些个案时，文学研究者出身的贺照田主要是借助文字、语言了解对象。而不同于思想史研究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他面对的大都是最普通、最容易为人忽略的文字和语言。贺照田顺着研究对象的肌理深入到浑浊难分的底层血液之中，展开他的工作。语言的混杂性与经验的混杂性，需要经过认真耐心的认知程序将之清晰化、脉络化。可以说，令贺照田瞩目流连的这些文本，可以视为一个中介场所：在这里既可以共感到个人心灵的跃动，也可以追踪国家、社会力量对于个人的塑造，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

他的尝试提供了立足当代的一种“人文知识思想”的方案：它要求研究者带着特定的“人文”／“内在性”视角进行“知识”考察，最终生成的“知识”也不是封闭的、僵化的、与现实隔绝开的教条，而是可以成为研究者应对当下精神状况的“思想”资源。“人文知识思想”正是要打破知识活动中的人为隔断，重新唤起文学研究工作的基本伦理，即自我反思、理解他人、共同生活，这无疑是更新当代文学研究的必由路径。 

本文收录于《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唐山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