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喜欢巴尔扎克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取得的成绩高度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诸多问题。在这些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由此，“文艺高峰”问题浮出历史地表，成为文艺界、理论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笔者看来，“文艺高峰”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即如何创造条件，呼唤、激发文艺家的创作热情与艺术才能，创作出大量文艺精品，甚至“高峰”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赋形、赋能，使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更好的方式存留下来，传播开去，进入人心。“文艺高峰”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古今中外文艺史上的一些现象就是这一理论命题的鲜活证据。比如，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文艺史上高峰并举，蔚为大观，就像“盛唐气象”？比如，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文艺史上名家名作极少，甚至一峰独秀，就像清代的《红楼梦》？比如，为什么有的民族、国家名家辈出，高峰绵延，就像俄罗斯文艺的高空中，不仅有普希金这样辉煌灿烂的太阳，还有诸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高尔基、肖洛霍夫等璀璨的巨星，长久地照耀着、滋养着自己的民族、人民，甚至成为整个人类的文明遗产，而有的民族、国家的文艺星空则暗淡得多、贫乏得多？这一系列问号，都需要经过精细的理论探讨，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回答，或者部分正确的回答。因此，有必要结合中外文艺史对“文艺高峰”问题进行多维探讨，以为“文艺高峰”绘制一幅理论坐标，把通向“文艺高峰”所需的坐标点标示出来，为当下的文艺创作、研究提供参考。

出于这一目的，笔者在本文中着力探讨文艺高峰与时代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要想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甚至“高峰”之作，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充分条件，一个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必须深入观察时代、研究时代，从而抓住社会本质，或者说时代精神。必要条件是，抓住社会本质或时代精神后，还必须为其找到最合适的形式。不过，抽象的理论问题最好从平易的事实出发。因此，我将从对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解读出发，或者说，从我的一个困惑——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那么喜欢、重视巴尔扎克——出发，开始这个问题的探讨。

本文发表于《艺术评论》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