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一虹：新中国戏剧理论开拓者

葛一虹先生是新中国戏剧理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著名的戏剧家、出版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他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后生晚辈都亲切地称他为葛老。

本文发表于《传记文学》2019年第10期。

  一

 葛一虹，1913年4月2日生于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一个家境殷实的书香门第。字作舟，号巨川，学名葛曾济，曾用笔名纪萱、黄芜茵（舞莺）、穆楔、杨七郎、江上仙等。父亲葛植三是清末最后一期科举考试的秀才，在县立师范学校担任教师，母亲朱清贞出自中医世家。葛一虹上有两个姐姐，是家中独子，全家很是宠爱他,父母对他的教育很开明。在家乡的企云小学毕业后，1927年，葛一虹随父亲到上海三育学校读中学。1928年，他转入最早由国人自主创办的新式中学南洋中学，这所学校在当时属于贵族学校，创始人王培孙是著名的教育家，学贯中西，与南开的创始人张伯苓并称为“南王北张”。学校秉承南洋公学文理兼修的传统，同时受五四运动等民主思潮影响，非常注重学生爱国民主思想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学生们经常自编自演新剧。南洋中学在葛一虹之前培养了顾维钧、朗静山、巴金、周仁等各界精英，曾被誉为中国的“伊顿公学院”。

很多时候环境能塑造人，尤其是对人青年时期的影响更为深远。葛一虹在南洋中学读书时，除了繁重的学业，业余时间大量阅读中外读物，逐渐对新文化和服务大众的无产阶级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参与校园戏剧活动，并接触到了左翼戏剧。可惜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第二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校园宁静的生活。1932年3月3日，家乡嘉定被日寇占领，为了实现抗敌救亡的理想，葛一虹和同样才华横溢的两位青年同乡瞿白音、田鲁（查良景）创建了“暴风雨剧社”和“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这两位后来到香港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影视编剧和影视理论家。他们三人先后办剧团、编刊物，宣传爱国救亡思想，19岁时的葛一虹已经显示出了对于打破不平等旧社会的决心和果敢的思维，当时他们三人被左翼文化界誉为“嘉定三杰”。1932年，葛一虹被天津南开大学录取，他希望能像曹禺那样，实现进步戏剧救国的愿望。但因为理科成绩也很好，父亲希望他能为未来谋得一份稳定职业打基础，因此他最终考入当时上海的一所理科大学——大同大学理学院，攻读化学专业，从这件事能感知葛一虹既有主见同时又很注重亲情。

虽然没有读上自己心仪的大学，但是葛一虹对自己戏剧救国的理想一直都坚定不移。1933年初，葛一虹与瞿白音、田鲁合写了一部学生反日斗争题材的剧本《转变》（又名《改弦更张》），这部戏在当时被很多学校和团体演出，是最早的国防戏剧之一，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在大同大学期间，葛一虹还和同学顾而已一起创办了“大同剧社”。1933年5月，他们在持志大学的礼堂演出了田汉编剧的话剧《乱钟》。8月，他们和当时的左翼剧联建立了关系，这使得葛一虹进一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认识了章泯、赵铭彝、宋之的、陈荒煤、于伶、赵丹等一大批左翼戏剧人，这些日后成为中国戏剧、电影、文学界翘楚的群体，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1933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对全上海大专院校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逮捕了所谓的赤化分子一百多人。葛一虹从事的左翼戏剧活动早就被特务学生盯上，被逮捕入狱。在龙华监狱，他认识了一同被关押的郁文哉、伍梦窗（伍孟昌）、向思赓、张廷铮、周德（周而复）等人，还有15年后成为其妻、相濡以沫一生的陆翰芸（陆一旭）女士。1931年2月7日，革命作家胡也频、柔石等人就是在龙华监狱惨遭杀害，这次入狱经历让葛一虹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有了更切身的体验。同时，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大学生一事，激起了中外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葛一虹的父亲爱子心切，几经托人，6周后才把儿子保释出来。本就身体羸弱的父亲在葛一虹出狱后不久就病逝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侵略、国民党政府却继续屈服的情势下，社会上爱国与救亡运动逐渐高涨。葛一虹从一腔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扛着文艺武器的青年战士，他用更高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左翼戏剧创作、戏剧理论研究和外国戏剧翻译与推介、刊物出版以及话剧演出实践中。

1935年初，葛一虹接手剧联主办的刊物《文学新辑》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这本刊物只出了一期，发表了葛一虹创作的小说《旱》以及邱东平、田间、天虚等人的作品，但是《文学新辑》和之后的《木屑文丛》在当时的左翼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葛一虹用英文转译了很多介绍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学派的文章，同时撰写了多篇关于左翼戏剧和电影的评论文章，他还给报纸和杂志做影评、剧评，也写剧本和短篇小说。1935年暑假，葛一虹离开大同大学，经家人介绍到中华煤球公司做化验师，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二

1936年，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文艺界提出了创作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的口号，葛一虹先后创作了《野孩子们》和《小英雄》两部独幕儿童剧剧本，发表于《读书生活》杂志。《野孩子们》写的是华北农村里几个孩子在一起时的有趣对话和小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懵懂孩童也不愿意当汉奸的良知。《小英雄》写的是类似上海的一个大城市的早春，一个公园里的小商小贩和公园门警、绅士小姐、青年学生和从东北沦陷区逃难来的一家老少两代人的故事。这两个剧本非常生动，是当时典型的街头戏剧的剧本结构。1937年6月5日，葛一虹与章泯主编的《新演剧》（半月刊）杂志创刊，他们组织欧阳予倩、柯灵、殷扬、张庚等人发起“关于戏剧职业化问题讨论”，这是中国话剧表演体系最早的创建阶段，是非常值得后辈记住的一个历史时刻。在此之前，中国的话剧只是为反帝、反封建、反强权服务的文艺宣传工具，而此时的讨论，说明当时的话剧表演正在从业余走向职业化。葛一虹等人是较早提出“职业化演剧”理论的。这得益于他的英文水平和国际化视野。他翻译了大量国外戏剧资料，包括翻译莎士比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及苏联演员和剧作家创作体会等文章，这些经历提升了他的眼界，也引发了他对于建立中国话剧表演体系的思考。《新演剧》一共出了四期，“八一三”战事爆发、日寇进攻上海后，被迫停刊。

1937年年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葛一虹从上海到汉口，当时用戏剧宣传抗战的工作迫在眉睫，为了让《新演剧》得以在武昌复刊，他放弃了去武汉国民政府三厅田汉手下任职的机会，也中止了去中国共产党革命圣地延安的计划。这两个选择在当时可能是很多文化青年的心之所向，但葛一虹在回忆24岁所做的这个决定时只说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显示出他骨子里淡泊名利、低调务实的高贵气质。坚持戏剧救国的道路，是他的自觉选择，也是他自小到大的成长环境促成的。他深知要发动全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戏剧是最有效的文化武器之一。

1938年夏，武汉沦陷后，葛一虹来到重庆，为了缓解当时“剧本荒”问题，他与章泯、宋之的等人编了一套《新演剧战时戏剧丛书》，丛书首先印了一批他们创作的剧本，包括章泯编剧的《生路》、舒非编剧的《民族公敌》、罗烽编剧的《国旗飘飘》以及葛一虹的论文集《战时演剧论》（丛书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印行）。其后，他又在上海杂志公司汇编了《新演剧丛书》，其中收录有刘露撰写的《舞台技术基础》、章泯撰写的《戏剧导演基础》等。据中国舞台美术家李畅回忆，当时国立剧专在重庆，他的老师刘露编写的这本《舞台技术基础》是学生们的教材，书中一些内容来自于英美的书籍翻译，从这可见当时戏剧教学书籍的匮乏。葛一虹还经常为《新华日报》写稿，仅收在《战时演剧论》里的就有《评中国万岁》和《确立战时演剧政策》等多篇文章。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葛一虹为了扛起戏剧救国这面旗帜，有意识地把自己从作者、翻译者变为编辑、出版、发行的全能选手。

三

早在20世纪初，无论是日本、苏联，还是英国、美国，都有很多针对中国民族形式的讨论，各种翻译出版的刊物经由不同渠道，散布到国内各地。国内第一次提出“民族形式”是在抗战时期，当时中国社会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与民族主义热情，使得如何建构一个更合理的国家，成为不同党派、不同政治阵营自觉的讨论。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首次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同时期在国民党内部也有蒋介石和汪精卫两派意见，这些因素促使延安和重庆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一场热烈讨论，随之在昆明、桂林、香港等多地的四十多种报刊，发表了约二百篇文章，召开了十多次大型座谈会，有近百名作者参加了这次大讨论，涉及文艺从理论到创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当时文艺大众化需求以及文艺创作如何利用旧形式等问题，在作家、戏剧家中被广泛关注。为了使文艺让群众更喜闻乐见，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作新的尝试，也涌现出大批形式短小、内容通俗的抗日作品，但其中有些作品生搬硬套、没有取舍，将落后和庸俗的形式加进来，或者直接与新内容结合，而不考虑作品从内容到表现形式的协调统一。针对这些问题，文艺界提出作家要再次深入生活，“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1939年6月，葛一虹参加了由著名爱国诗人、社会活动家王礼锡担任团长的作家访问团，准备深入抗战前线体验生活。访问团取道成都、西安，到达洛阳，然后在陕县渡过黄河进入中条山。在计划去往八路军活动地区的途中，团长王礼锡染病去世，致使访问计划不能继续完成。但葛一虹经历了这几个月的生活体验后，对新文艺和旧形式有了属于自己的感悟和观点。

1940年春，回到重庆的葛一虹在《新华日报》《文学月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关于民族形式》和《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两篇文章。他的观点是：“文化和科学或其他是属于全人类，而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这也是坚决反对国粹主义的理由。”并针对近现代思想史家、哲学史家向林冰的“新文艺要想彻底克服自己的缺点，就不得不以民间文艺形式为其中心源泉”的观点进行批评，由此拉开了历时一年多、气氛热烈而影响广泛的国统区文化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大讨论的序幕。在这次讨论中，葛一虹发表《民族形式的中心泉源在所谓民间形式吗？》《鲁迅论大众文艺》《鲁迅先生与民族形式》等多篇文章，并参加了《新华日报》《文学月报》和田汉为《戏剧春秋》召开的几个座谈会，提出“我们为要表现中国人民的思想与感情”“觅求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等重要观点，引起了当时学术和理论界的重大反响。葛一虹强调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当时得到了胡风、郭沫若、胡绳、罗荪、戈茅、黄芝冈、光未然、潘梓年等人的认同。这次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在79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很有意义。

四

从1917年苏维埃俄国成立开始，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戏剧在中苏文化的交流中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葛一虹曾默默为中苏文化交流乃至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关系做了很多沟通工作，同时他克服了战时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反动派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等因素，尽可能地将苏联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活状况介绍给国内读者。这些工作既显示了葛一虹睿智而缜密的思维和良好的沟通能力，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他坚定的无产阶级信仰。

葛一虹在上海出版《新演剧》时就开始翻译和介绍苏联戏剧。1938年夏，他和章泯、舒非、田鲁一起从汉口到重庆。11月，他为《中苏文化》杂志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21周年出的特刊撰写了《十月革命与苏联演剧》后，中苏文化协会特邀他担任协会宣传委员会委员。1939年起，经周恩来安排，葛一虹与侯外庐、翦伯赞、曹靖华等共同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中苏文化》期刊常务编委，同时他还兼任文艺栏目负责人。葛一虹发表了多篇关于苏联无产阶级领袖论文艺的专题论文，如《马克思论文学》《列宁论文化》《列宁论艺术》《知识分子与革命》等，毛泽东的重要文章《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也因葛一虹的推介首次发表在《中苏文化》上。

1939年，葛一虹翻译苏联剧作家包戈廷的名剧《带枪的人》。一年之后，这部描写苏联十月革命的话剧剧本发表在重庆一个苏联电影戏剧专刊上。发表后不久，《带枪的人》便相继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几个剧团在晋察冀边区和延安等革命根据地上演。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列宁、斯大林栩栩如生的光辉形象，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轰动。之后，葛一虹又先后翻译了包戈廷的《我怎样写〈带枪的人〉》和《我怎么描写列宁—— 一个剧作家的创作经验》、苏联著名戏剧理论家泰洛夫的《关于n·包戈廷的〈带枪的人〉》，并且撰写了自己关于翻译这个剧本的一些心得体会。从这些文献资料能够了解到，那个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是左翼革命戏剧的发展很迅猛，也很深入，内容涉及剧本创作、角色表演等方方面面。 

由于以上工作的关系，葛一虹结识了当时担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的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米克舍拉夫斯基，其后米克舍拉夫斯基对葛一虹的工作给予了多方帮助。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将重庆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秘密转移。在周恩来助手徐冰的帮助下，葛一虹和戴浩、潘祖训等人抵达香港。在香港，葛一虹与共产党驻香港负责人廖承志见面，在廖承志的部署下通过宋庆龄的介绍，结识了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孙科当时是国民党里的主战派，他一直抱有民主政权的理想。1936年“中苏文化协会”成立时，他出任首届会长。“七七事变”后，孙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及蒋介石特使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商务条约》，并争取了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事宜。这次经葛一虹从中斡旋，最终促成了中苏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的成立。香港分会选举著名外交家颜惠庆为会长，葛一虹被选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按照廖承志的指示，为强化对孙科的影响，葛一虹又介绍夏衍、乔木（乔冠华）和沈志远三人和孙科叙谈。1941年9月，香港分会成立，葛一虹帮助专程从重庆来香港的米克舍拉夫斯基与宋庆龄、廖承志会面。此外他还邀请在香港的十几位著名文艺界人士包括夏衍、叶以群、戈宝权等举行欢迎宴会，同时介绍米克舍拉夫斯基去看望了中苏文化协会香港分会会长颜惠庆。

在香港这一年时间，葛一虹完成了苏联四幕剧《生命在呼喊》的翻译。他在《〈生命在呼喊〉前记》中回忆道：“一九四一年秋，我的这个译剧首次在香港出版。那时候，世界的整个局势是非常严重的：在军事上，法西斯的侵略军在欧亚两块大陆上正在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在政治上，民主国家的合作还在开始，而我们国内的团结在一度僵化之后，犹在若即若离的阶段。”同时他还整理了在重庆时期所译《马克思论文学》等多篇论文，汇编成《作家与社会》（孟夏书店出版）。中苏文协香港分会成立后，葛一虹本以为可以做更多工作，没想到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其后日军大举进攻香港，社会形势骤变。1942年2月，身陷险境的葛一虹等人在东江游击纵队的营救下，返回重庆。

1942年5月，葛一虹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并期望能去解放区工作和学习。在听取了葛一虹的汇报后，周恩来认为他在香港为中苏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很成功，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遂指示葛一虹设法回到中苏文协。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葛一虹再次找到孙科，不久后中苏文协召开扩大理事会，会上作了机构和人事的安排，所属研究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葛一虹任副主任委员。葛一虹同时还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协会的许多社会活动，并经常往来于八路军办事处，参加由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举办的各种主题座谈会、茶话会以及招待酒会；同时，凡遇抗战重大事件，葛一虹都会积极参与重庆文化界举办的签名活动。

这一时期，葛一虹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两章，先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其后这两个章节与戏剧家章泯、电影导演郑君里所译章节合并成为一本书，由新知书店出版。这本最早的《演员自我修养》其实只是全书的上半部内容，但是出版后立刻就成为当时所有抗敌演剧队创作人员的宝典。据参加过抗敌演剧队的表演艺术家朱琳回忆，《演员自我修养》当时是演剧队的教材，郑君里、沙蒙都给演员上过斯坦尼体系的戏剧理论课，洪深、舒强、张水华、瞿白音等人也用斯式体系导戏。后来，舒强、水华将书带到延安，对解放区的戏剧教育和戏剧创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到重庆的第二天，毛泽东率团来到中苏文化协会参加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庆祝酒会。葛一虹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毛泽东，紧接着毛泽东又专门约请葛一虹、巴金和曹靖华在桂园会面。毛泽东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鼓励，以及他对时局的客观分析和对未来形势的展望，都增强了葛一虹对所做工作的信心和力量。

苏联对日宣战后，葛一虹认为这是一个尽早恢复上海中苏文协工作的好时机。在征得孙科等人同意下，1945年秋天，葛一虹回到上海，但由于时局日趋恶化，有关恢复上海分会的商谈会最终未能成行。后来，葛一虹在苏联对外文协弗拉德金和克里可夫代表的直接领导下，由苏联方面提供工作计划、活动经费，再由姜椿芳、阳翰笙、戈宝权、叶以群、郁文哉等人协助，战胜了重重困难，逐步打开了局面。葛一虹围绕当时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举办了系列照片展、艺术展，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1946年，葛一虹组织了高尔基逝世10周年纪念大会和普希金逝世125周年纪念会，邀请到郭沫若等人来做报告和演说，与会者数以千计，场面十分热烈。这个时期，葛一虹出版了《苏联集体农场》《苏联木刻》《高尔基画传》《普希金画传》四本画册，还发行过几期《中苏文化》杂志的上海版，另出版了《苏联计划经济》《苏联财政制度》《苏联要求什么》和《大众科学丛书》（十二册）。期间，葛一虹积极协助苏联电影出口公司李德敬代表解决了苏联影片《宝石花》《苏联之光》等在大戏院的放映问题，并组织“苏联电影观赏放映会”，多次邀请文化界人士观摩苏联电影。同时，他还将国内左翼优秀电影《夜店》和《松花江上》推荐给李德敬，由他运往苏联交流放映。为了扩大苏联电影的影响，葛一虹曾和姜椿芳、袁履康等创办过新艺影片公司。之后，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国统区白色恐怖猖獗，葛一虹深感中苏文化交流工作无法继续，他曾和弗拉德金、克里可夫谈起，并同姜椿芳、戈宝权等人商量，还与已在香港的郭沫若通信，表示准备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曾经由叶以群布置，准备乘船到青岛转入山东解放区），但大家都希望葛一虹能够在上海坚持下来。直到1948年10月初，姜椿芳通知葛一虹，地下党截获国民党反动派马上要抓捕的黑名单里有葛一虹的名字，让他必须迅速撤离上海。葛一虹和刚结婚的夫人陆一旭商量决定去解放区。

葛一虹先辗转到了北平，与地下党城工部的石岚接头，石岚得知他在上海编译过大批介绍苏联政治、文化及科学成就的书籍，认为这类书在解放区非常需要，建议葛一虹将纸型一起带到解放区。1948年11月初，陆一旭携孩子也到了北平，作曲家盛家伦回上海时将葛一虹的行李和书的纸型从海道运到北京。

五

1949年初，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葛一虹以极大的喜悦迎接了北平解放。7月，他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上文艺界的新老朋友纷纷建议他尽快出版一些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以及介绍苏联的书籍。经党组织同意，葛一虹重新开办了抗战时期的天下出版社。在两年内出版了《大众文艺丛书》《苏联文艺科学》《谈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苏联历史》《苏联地理》《社会主义与宗教》《文学的人民性》《新诗论》《苏联名剧译丛》《戏剧创作丛书》《对话集》《音乐丛刊》《活页歌选》等书籍数套，出版发行《新戏曲》《新演剧》等期刊。此外还出版自然科学方面的小册子30多种，《少年英烈传》《指挥官的命令》等少年儿童读物数种以及《丁聪漫画选》《方灵漫画选》两本。

1951年秋，葛一虹给周扬写信，希望将天下出版社捐献出来。周扬回信肯定了葛一虹的工作成绩，最终天下出版社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经周扬与田汉研究决定，葛一虹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主任、《戏剧报》和《戏剧论丛》编委、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外国戏剧》杂志主编等职务。在他的努力下，促成出版了大量中外戏剧实践和理论书籍，例如共17期的《外国戏剧资料》，里面介绍过《尤涅斯库和荒诞的戏剧》《保罗·萨特论“犀牛”》等文章。他还将很多外国戏剧活动、戏剧新动向介绍到国内。20世纪60年代，他主持编译过9册本的《戏剧理论译丛》，全面介绍了当时国际戏剧的最新理论成果。他将苏联戏剧家梅耶荷德和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戏剧体系较为完整地介绍到中国，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年，葛一虹65岁，在一般人早已享受退休生活的年纪，他以更大的工作热情迎来了事业的新时期。1980年，葛一虹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愿望和理想。同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在筹备了两年之后，作为文化部直属的、全国唯一的话剧研究机构正式成立。成立之初，所里有梁化群、季滨、左莱、陈永康、杨竹青、陈美英、张百灵、杨秀琴八位研究人员，由原话剧所筹备组的表导演专家梁化群女士担任副所长。1981年，葛一虹被文化部正式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20世纪80年代，葛一虹还先后担任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兼外国文艺研究所所长，中国戏剧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田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等工作。作为话剧所所长的葛一虹，深感话剧所未来的发展离不开话剧历史研究、话剧理论研究、当代戏剧批评、戏剧艺术课题、戏剧学术交流活动、戏剧人才培养这六大块内容，中国话剧理论学科的发展亟待从外国戏剧历史发展中借鉴经验，同时也需要将中国话剧发展历程真实记录下来，让研究者从中吸取营养，形成研究课题。因此，他提出话剧所亟需撰写“一史一论”。

1981年7月，葛一虹同著名编剧、作家、演员黄宗江一起，代表中国戏剧界应邀赴美国奥尼尔戏剧中心出席美国剧作家年会，并在美国多个城市进行考察和交流。1983年，他担任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第六个五年规划中的重要课题《中国话剧通史》 的主编，这是集全话剧所的研究力量合力打造的、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话剧发展历程的史书。葛一虹在接受话剧所高新生采访时，曾谈到当年主编这本书的原则：“这是一本戏剧史，不是单纯戏剧文学史，必须要全面地反映戏剧演出和活动的全貌；另外要坚持以科学的史学态度研究中国的戏剧历史现象。” 同时期，葛一虹还主编了《中国话剧艺术家传》6卷本，以真实生动的叙事风格，翔实地纪录了田汉、阳翰笙、沙可夫、李伯钊、张庚、欧阳予倩、洪深、郭沫若、夏衍、熊佛西、丁西林、老舍、陈白尘、曹禺、黄佐临、焦菊隐、于伶、孙维世等66位抗战时期为新中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代表性戏剧家的简史。这类艺术家简史的撰写一般都会从访谈开始收集资料，这也是葛一虹设计的针对所里青年研究人员迅速进入研究状态的好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葛一虹还承担了16卷《田汉文集》的主编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的撰稿和编审工作、《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的主编等工作，在葛一虹的领导下，话剧所在研究能力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成长非常迅速，先后培养了包括高新生、李一波、窦小红、贺黎、温琪、李布尔等话剧研究领域的新生力量，同时吸纳了戏剧家孙维善、许国荣等戏剧人才，壮大了话剧所研究领域的队伍。

1987年，葛一虹74岁离休时，仍笔耕不辍，主编了《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戏剧集》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资料集》。1997年，葛一虹将自己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孤本画册《莎士比亚画廊》 交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重新复制出版，并撰写了后记，1999年这本画册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7年12月，中国戏剧家协会授予葛一虹等人从事中国话剧事业五十周年——中国话剧90周年纪念荣誉奖章。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鉴于葛一虹在文化艺术界做出的突出贡献，文化部授予他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奖。

在葛一虹一生中，有很多君子之交，像著名音乐家周巍峙、戏剧理论家刘厚生、经济学家于光远、剧作家吴祖光等。在生命乐章的尾声，他特别注重培养和关照有志于在戏剧行业发展的年轻人，著名戏剧理论家童道明等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曾着重提到这一点。

 2005年4月26日，葛一虹92岁仙逝。

 葛一虹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学贯中西，淡泊名利、低调务实；他对青年戏剧工作者循循善诱、潜心提携，数十年间发掘和推介了许多戏剧新人和优秀作品，赢得了几代戏剧工作者的衷心爱戴。他用一生兑现了他和夫人陆一旭喜爱的苏轼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也是他们的墓志铭。话剧所杨秀琴老师曾将葛老早期功绩总结为“学者与战士”。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翻译工作成为各党派思想动员的重要工作，葛一虹先生用他英文翻译和戏剧领域的专业知识，为宣传左翼革命戏剧、无产阶级文化与思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生在乱世，葛一虹先生这一辈子做的事情，包括编剧、作家、剧评、戏剧理论研究、报纸杂志自由撰稿人、翻译、编辑、出版、发行、策划文化活动、外联、政府文职、文化交流、组织社会活动等等工作，跨学科跨专业是经常的事，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总结葛一虹先生的一生，都在围绕着中国话剧事业做贡献。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吃力又要水平的话剧理论学科基础的搭建工程，包括将世界范围内的戏剧导表演乃至舞台美术设计体系、戏剧理论翻译、介绍到中国，尤其是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以及经典话剧作品的介绍，使近现代的话剧工作者开拓了眼界，少走了很多弯路。

葛一虹先生是中国戏剧界最早几位着眼于搭建戏剧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实践大师之一，做基础学科的搭建费时又费力，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敷衍，但是如果没人做，中国话剧的理论发展不知道将会滞后多少年。向葛一虹先生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中国话剧开拓者们致敬，正是他们前赴后继的默默付出，才有现在中国戏剧的繁荣，望吾辈发扬他们默默奉献的精神，研究他们宝贵的艺术经验，为中国话剧事业未来更大的繁荣而坚持与努力。

参考文献：

1.文化部党组批准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对葛一虹病故后的悼词内容。

2.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新文化史料》1998年第2期内载相关文章。

3.葛一虹于1956年审干时向组织提交的《我的自传》。

4.《葛一虹传略》，载于《嘉定春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曾在1993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第4期等数家刊物上转载。

5.杨秀琴：《学者·战士：记葛一虹》，《传记文学》2003年第4期。

6.高新生采访、整理：《知识分子精神与社会责任——葛一虹先生访谈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4期。

7.《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