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设计”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设计无国界，但生活有国界，功能之上的设计并不一定是好的设计，而要考虑作为不同地理环境的区域条件，更要关切历史形成的不同区域的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甚至生产力的水平因素，贫富差异的分布，以及以风俗为主导的生活系统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当代设计”的共识。

这些“区域”的因素，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设计发展中，正显现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发表于《新美术》2019年第11期。

设计无国界，但生活有国界，功能之上的设计并不一定是好的设计，而要考虑作为不同地理环境的区域条件，更要关切历史形成的不同区域的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甚至生产力的水平因素，贫富差异的分布，以及以风俗为主导的生活系统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当代设计”的共识。

这些“区域”的因素，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设计发展中，正显现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近三十年以来，中国在加入全球化所倡导的世界经济、贸易、科技的快速互联互动中融合学习，受益匪浅。同时，随着国力的逐步增强，主动转型的社会结构，在摸索化解国际国内经济的多重体制机制矛盾中，文化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并通过生活方式的自觉重塑，张扬东方价值，这一切，都从日常生活与大众消费的关系中得以呈现。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政府就目前和未来的发展决策做了重大调整。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当下中国调动一切力量来发展区域经济的根本动因和实践目标。

另一方面，设计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大格局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中，那些借由设计的力量来加快以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的崛起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成功的。

可以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形成，也是设计推动区域产业化发展的结果。全 球在经济一体化尚未具备充分条件的情况下,以地理区域和利益关系被划分有三大重要经济集团，一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半球经济区；二是以德法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三是包括韩国、东南亚在内的以日本和中国为中心的环太平洋经济区。

在这三大经济区域的中心国家中，美国的实力无需置疑，而法国从大革命以来一直就是欧洲的中心，中国则以国土、资源、历史、文化和人口等综合国力占据中心地位。其中，欧洲的德国和东亚日本，他们在现代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之后经济的重新振兴中，设计的作用不可小觑。

自英国工业革命打开了全球性的现代化道路开始，除能源、设备、资本以外，技术、工艺、设计、创新等无疑都是机械工业时代的重要制造资源。历史地看，在全世界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的构建中，德国制造业的成就是显著的。今天，德国制造能够以品质、安全性以及精准著称，他们的工业文化的形成，固然同其民族性有关，但这种由民族基因所显现的信仰、理念、技术和细节性表达，只有通过设计才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从 1907 年德意志制造同盟的建立起，“通过艺术、工业和手工艺的结合使工业生产成为可能”就一直被德国制造业所遵循，而现代工业中标准化生产的确立、功能主义的倡导，艺术家亨利.凡.德.威尔德、设计师彼得.贝伦斯、格罗佩斯等的贡献都已经被载入史册。二战后随着包豪斯设计学院精英人物向美国的集体迁移，1947 年重组的德意志制造同盟连同德国经济部下属的设计委员会，在功能主义的信条之上又提出了“优良设计”的口号，再次通过设计的介入，完成了 20 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德国高品质制造面貌。如今仍然受人们喜爱的德国布劳恩公司的产品，其背后始终屹立着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设计师迪特拉姆斯。所以，在德国的实体制造工业模式的整个技术系统中，设计始终有着明确的定位。

同样，日本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将设计与工业产品的紧密粘合，也是这个岛国的经济飞跃和国际市场的成功占领的重要手段，可以不夸张地说，设计奠定了日本在亚洲以及世界的区域中心地位。日本的地理区域特征很明显，孤立、小、资源贫乏，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另辟蹊径，化脑力为技术才能有发展。

从 1979 年日本索尼公司研制设计的随身听因其完美的移动性、娱乐性和私密性的集合，创造了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电子产品为主导的新的现代设备范式和新的人类生活方式，由此开始，日本借助设计的力量来加快经济增长的势头就一发不可收。此后，正如英国设计观察家彼得.多默所说，“日本制造业的设计和质量，以及价廉物美、性能可靠、服务周到、运送准时等特点，把老式而自负的西方公司逼入了绝境。更糟糕也让西方更为难的是，生产系统中的设计和革新使日本制造商能以惊人的速度制造新产品。”（[英]彼得.多默著，《现代设计的意义》，译林出版社，2013，p57）时至今日，日本社会所强调的从小处着手、体贴、亲民的制造宗旨，以及日本制造中的对人类生活的工业关怀，已经由制造信条演变成为了一种国家文化。

所以说，设计就是生产力。

目前，在全球工业制造的中高端领域，前三强依然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粗略地概括，美国的优势主要是集中在半导体、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德国的优势是汽车及其零配件、机械设备制造、电子电器、化工制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等；日本的优势是汽车和零配件、机床、机器人及电子电器，其中全球在数控精密机床和机器人的制造上，日本更独树一帜。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在《演化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产品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劳动和土地，而是物质、能量、空间、时间和知识 ，前四者是限制性非灵活要素，而知识则具有创造性和灵活性，在生产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任何产品都可以被看成是由这些要素构成的一个生态系统类似物。”（转引自杨勇华：《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的研究综述》，《经济学家》，2008/1，p 17 ）所以，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确立至关重要，而设计所呈现的正是三者的集成。

中国的地域广大，自然结构复杂，能源矿产丰富，尤其是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得中国的区域生态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形成了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和不平衡。作为一种特定的空间载体，区域的形成、发展和变迁，不仅展现出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经济演变历程，同时也构建了一种在现有技术进步所驱动下的又一轮新技术再形成的历史进程。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 70 年中，国家从全局的综合调控上，根据阶段性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已经进行过三次重大规划和调整。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的 30 年，在这个时期，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强调的是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国家将重点放在内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建设了一批基础性工业城市，同时也鼓励条件成熟的地方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高度垂直的区域分工结构。但由于以重工业为主的计划经济年代实行的是指令性管理模式，所以在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中，作为日常生活造物和创新的设计，功能作用发挥微弱。

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开始，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又重新调整了区域发展政策，提出了向东倾斜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着重生活需求的轻工业被置于产业的优先发展的目标中。随着“珠三角”沿海城市的开放，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市场首先吸引了外商的注意，从而大批量的代工厂的落成，成为了八十年代中国对外开放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后，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小制造不仅带动了全国国民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同时也推动了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和对外开放的全方位格局的形成。“中国制造”也由此开始向全球输送。但代工厂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确实推动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就出了一批优秀的产品加工工厂和高质量的产业工人，帮助中国制造业在面向未来发展的路径上较快地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那种由外商出设计中国加工再销售国外的中国式制造“公式”，最终造成的却是中国制造业长期以来陷入到来样加工的局面中无法自拔的痛苦，断送了中国工业产品设计的自主性研发，造成了自主性创新的忽视和滞后。如此，同样字面的“中国制造”四个字，与同时期“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相比，由于设计作为生产力意义的丧失，其含义也大有不同。第三次形成于 20 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再一次进行调整，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决策，以促进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并通过重点城市群和经济圈等一些优势区域的集聚和扩散作用，来促进区域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机制的建立。“长三角”地区的崛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作为 20 世纪以来中国老牌经济重镇，在经历了不同时期的重点建设后，虽然已经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工业制造基础，但是，直到80 年代中期，该地区的一些大型城市仍未彻底开放，当地大部分国有企业的生产模式仍然老旧，在工业制造中，设计思想和手法都还保守，也很少有涉及产品的形制和功能性的探索，其发展空间严重受阻。这一时期，上海周边城市作为城市制造业辅助形式的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成长了起来，对当地经济的复苏以及为“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和以私营家庭工商业为主体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特点是以地方政府与乡镇、社区政府为主要推动力，以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本经济活动主体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内向筹资，体制内地方政府发动的供给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模式’的特点是由私人发动，以家庭私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内向筹资，体制外需求诱致制度变迁。”（参见樊纲、张泓骏，《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学术研究》，2005 年第四期）可以说，“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实际上是在地效应的突变，其成功不仅加快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腾飞，同时这种以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为突破口，走内向资本积累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成为了中国城乡经济协同发展的样板。

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设计的规模也随之显现，首先是众多国际工业巨头将设计总部向上海的迁移，随后是大批独立的设计咨询公司的上海落户，同时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以转制或合资的形式革新后，也醒悟到在制造业中设计对于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加强了诸如独立研发中心的成立，增加产品研发设计的投资，甚至直接从海外引进优秀设计师组成集团设计中心等举措，彻底丢弃掉了过往的单一外形样式改进做法而延伸为对产品外观形态、内在结构、材料运用、工艺流程等的全方位的关注和投入，使“长三角”区域设计力量大幅度上升。此后，在产业与设计的互助互动中，“长三角”制造工业和创新设计的联合也在全国最早显现出“集群化”建设的特征。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产业集群的建立说明了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文化产业结构在中国的初步建立。自 2003 年中国第一家工业设计产业园在无锡成立后，2005 年上海也建立了多个创意产业园，至 2007 年,中国创意产业园区的“集聚”已经在多个城市和区域产生，起先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之后又逐渐成长出了以区域经济划分的六大产业集群：首都产业集群、长三角产业集群、珠三角产业集群、滇海产业集群、川陕产业集群及中部地区产业集群。这六大集群几乎囊括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土。然而，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不同区域的产业集群同质化的倾向日趋严重，所谓的中国“创意”被打了折扣，创意、创新、新设计要素在经济发展的区块链中更是缺失土壤，各个区域的比较优势无从发挥。究其原因，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设计”在这个阶段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由于对设计认识的急功近利和偏狭造成的。 设计对“区域”而言，不应该只是一个技术支撑，同时更是文化的一种生产力。

在当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的落差有可能加大。二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落差有可能加大。三是传统经济优势地区与现代经济领先地区的落差有可能加大。”研究者认为，中国“区域问题的重点在农村，或者说矛盾主要集中在乡村，但解决乡村问题的主要动能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新在哪里？《经济参考报》2019 年 10 月 21 日）的确，中国社会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落差反转、欠发达地区和传统经济优势地区的后续跟进，已集中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天平一端。要想拉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城乡一体化是必由之路。

现在已经能够看到，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两省为两翼的长江经济带正走在一体化的路上，那里的多种产业形式和门类的辐射区已经和正在形成：从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着手发展起来的特色小镇旅游圈，以技术生产特点形成的轻纺工业制造圈，有以地方手艺搭建起来的文化消费传播圈，更有使用信息技术构建起来的商业贸易圈，已经形成一个制造和市场、消费的协同体：在这个地区，如果一个服装品牌的创意设计中心在上海，那么他们的服装加工制造可以设在杭州和苏州，服装面料加工可以设在常州和宁波，服装装饰配件等加工工艺则设在金华和绍兴，钮扣、拉链、花边、车线等辅助材料则辐射到更广大的区县村镇，以此带动生产连锁区域的整体经济增长，并在此过程中搭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设计”机制。

在这些诸多的因素中，以互联网企业为核心所构建的物联网，以及众多的服务性的 app 的活跃发展，成为“区域设计”的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它们创造了兼具信息共享、创造、制造与用户体验之间最灵活的新型关系，在这个大数据的平台上，设计创意的激发、生产资源的分配、品牌或流通的展开，以真正的日新月异的状态，形成以新的时间代际更迭为特征的消费大潮，不断超越传统“区域设计”的更新模式，并由此建构了一种新的区域生活文化系统，它有可能以加速度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这应该是中国设计进入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区域性与设计的关系，既被加强又不断被消解，但每一个过程都将是一个伟大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