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史实•多元映像•文化传播——以文艺作品中的鸠摩罗什形象为例

丝绸之路因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年）19世纪中叶得名，而实际其发展、形成的历史上下跨越2000多年，经历先秦、汉唐、宋元与明清四个重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历史的洪流中又得到陆上、海上多条线路的拓展，形成庞大而丰富的体系。本文以文艺作品中的鸠摩罗什形象为例，探讨丝路文化的研究不仅要从传统历史的维度不断地深化挖掘，更要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上注重以多种传播媒介为载体，对其进行立体的、多元化的表现，全方位地展现丝绸之路的古老文化与当代风采。

本论文收录于《“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丝绸之路因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年）19世纪中叶得名，而实际其发展、形成的历史上下跨越2000多年，经历先秦、汉唐、宋元与明清四个重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历史的洪流中又得到陆上、海上多条线路的拓展，形成庞大而丰富的体系。两千多年来，这条古老的商道汇聚、融合与凝炼的精神财富，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促进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伦理道德、民风民俗的变化与和谐，推动了中国翻译学、哲学、教育、文学、农业、天文、医学的发展进步，丰富了中国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门类的表现内容。如今，我们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不仅从历史的维度去不断地深化挖掘，更要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上注重以多种传播媒介为载体，对其进行立体的、多元化的表现，全方位地展现丝绸之路的古老文化与当代风采。

近几年来，有关丝绸之路的纪录片、文献资料片越来越多，从各个角度对这条古老的经贸之路、文化交流之路进行了多角度的诠释。谈到古代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佛教文化的传入与佛经的翻译则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史实。

佛教兴起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开始向外传播，于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佛经教义众多、派别繁杂，传入中国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佛经的翻译，如何将佛教典籍翻译成汉语，并合理地用中国文化、中国精神来阐释佛教典籍，是一项长期而繁杂的工作，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翻译家投身其中。鸠摩罗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中国佛学界、文学界、翻译学界盛名远播，与唐玄奘法师、义净法师被尊称为历史上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一直以来，有关丝绸之路题材的纪录作品中关于鸠摩罗什的讲述是最难以掌控的，不仅是因为他幼年即负盛名，一生曲折传奇，而且他身为西域人却精通儒家文化，能力超群、个性鲜明，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在纪录片中如何展现，又与历史有哪些呼应与错位呢？

一、

鸠摩罗什进入中原正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的年代。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百姓流离失所，文化发展也受到了影响。社会各阶层都在精神上寻求寄托，表现为玄学的兴起、佛教的流传、道教的勃兴和波斯、古希腊文化的羼入。尤其佛经的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文化、经济、民俗等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佛教的开窟造像、研讨佛理，注重自我心灵净化逐渐形成风气，成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文人、士大夫思想行为的突出特点。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外来文化源源输入的时代，是科技、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学艺术自由勃发的时代，礼教束缚逐渐被打破，文人思想随之解放，魏晋风度成为时代思想解放之标志。赫赫有名的西域高僧大德鸠摩罗什就在这金戈铁马、文化交融的时代沿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

这些史实在一些影视作品，如《丝绸之路》（2004）、《新丝绸之路》（2006）、《一个人的龟兹》（2010）、《东行》（2015）、《不负如来不负卿》（2016）、《千年菩提路——东行记》（2016）等纪录片都有表现，或以演员表演与历史风景结合，或以遗迹探索与人物探秘为主，围绕着鸠摩罗什神童成长史、中青年时代坎坷经历展开。而在《不负如来不负卿》、《鸠摩罗什传奇》（2011）、《鸠摩罗什》（2017）等小说作品中，鸠摩罗什一生的传奇故事更是被津津乐道，重重演绎，而他对于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对于丝路沿线各国文化交流与互动所做的功绩有所忽略。

鸠摩罗什是西域龟兹国人，他的名字也被译为鸠摩罗什婆或鸠摩罗耆婆，简称为罗什，意为童寿，是魏晋时期德高望重的大德高僧。在当代文艺作品中，对于鸠摩罗什的传奇色彩关注主要有以下几处：

关于鸠摩罗什的家世。他的父亲鸠摩炎是天竺人，家世显赫，世代为相，为西域显贵世家。鸠摩炎天赋异禀且聪明好学，本应嗣继相位，他不但推辞不就，而且毅然出家，东度葱岭来到龟兹国。龟兹国王十分敬慕他的才德，闻知他的到来，亲自到郊外迎接，并延请为国师。鸠摩罗什的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聪敏才高，阅读经书过目不忘而且能悟其妙义，她一见鸠摩炎，便倾心于他，决意出嫁。

关于出生异兆。他母亲怀孕时，记忆和理解都倍增于前，甚至无师自通天竺语。因此，当时龟兹国的高僧阿罗汉达摩瞿沙根据佛经记载，舍利弗尊者在其母亲怀胎时，其母智慧倍常，并预言：“必定身怀智慧之子。”

关于他的幼年经历。他七岁时，就随母亲出家修行。他天资聪颖，能日诵千偈。二十岁时在龟兹国受戒。鸠摩罗什在龟兹的二十多年，名声显赫，龟兹国王为他造了金狮子座，铺上锦褥，请他升座说法，西域各国的国王跪在法座下，俯伏在地，心甘情愿地让鸠摩罗什踏着他们的身体，一步步登上法座。这个场景也多次在影视作品中被提及、再现。

关于中年时生活秘闻。为争夺鸠摩罗什，前秦、后秦两次发动战争，大将吕光囚禁鸠摩罗什于凉州17年，他屡次预言成功。

鸠摩罗什的这些流传很广的神奇故事，主要源于以梁慧皎的《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中。由于缺乏更多的文字资料，有些文艺、影视作品中对于鸠摩罗什人生经历的论述均据此展开，这些传奇性的故事强化了观众、读者的猎奇心理，而忽视了在那个战乱频发、朝代更迭的时代背景，更忽视了南北朝时期民族文化融合、思想解放的文化背景。

站在今天“一带一路”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格局之下，对于历史文献中的鸠摩罗什，要去除虚妄夸张的想像，对比、甄别真假史实，这不仅需要与不断发现的丝路沿线的文物古迹加以印证，更需要对其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考查与研究，进而不断充实丰富史料，在有史可据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同时，艺术创造要力求恰当而合理，不能以猎奇为目的，更不能随意地扭曲、编造。鸠摩罗什在中国佛学界、文学界、翻译学界盛名远播，他与唐玄奘法师、义净法师被尊称为历史上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是中国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更要注重把握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关系问题。

二

如果说对于鸠摩罗什的生活多数只能依靠历史的想像，那么他对佛经翻译的贡献却是有史可证、有迹可循的，而这一部分内容却是大多数文艺作品所缺失的部分。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初期的译经者许多都是中亚一带的高僧，后来才逐渐有了来自于印度的僧人。因此在语言上不仅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直译，更存着多种语言转译的情况，其中包括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多种古代少数民族语言。再者，古印度的梵文、汉语以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本身很难掌握，可想而知佛经的翻译工作可谓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早期的佛经翻译，采用的是外来僧人与中国僧人或居士合作的模式。即使这样，仍然不能在文辞与义理两个方面兼达。这是由于佛经中有些词汇源自梵文，义理深奥，如果逐字逐句地直译，则必然会因句式、语法不同，而形成大量不通顺、难于理解的文字；如果译意，则难有兼通梵、汉、中亚各国文字之人，以当时状况来看，翻译过来后文字无法准确表达，时有遗漏或误译，这种状况自东汉至晋代一直存在，《梁高僧传•道安传》中曾提到：“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而未通。”

这其中安世高与与支娄迦谶对于佛经的翻译虽时间较早，对佛经翻译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安息国高僧安世高精通西域多国语言，是中国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曾翻译了古印度小乘佛教禅宗的经典《十二因缘经》，也被称为《安侯口解》。安世高翻译的特点是措辞较为准确，言简意赅，此外，他特别留意古印度佛学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并参考中国道家观念来比喻经中观点，“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安般守意经》卷上)。晋代高僧道安大师则评其文字为“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支娄迦谶既深通梵文，又精通汉语。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道行经后记中载：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由此可见，支娄迦谶翻译的《般若道行经》的过程，是竺佛朔宣读梵文，支娄迦谶译为汉语，孟元士笔录成文的。他翻译的经文特点多用音译，并尽量保持原意。

这种困境直到鸠摩罗什的出现才得以根本改变。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提到鸠摩罗什的文字风格：“能表发翰挥，克明经奥，大乘微言，于斯炳焕。”“然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帮知明允之匠，难可世遇矣。”可以看出自此，佛经翻译的风格终于突破困境，只看重文采不好，那是“艳”，完全直译也不好，那是“野”，都不利于佛经文字的流传。而鸠摩罗什的文字风格兼具文采与义理，开辟了新的阶段。

其次，鸠摩罗什开创了规模宏大译经场。鸠摩罗什被待以国师之礼，入住长安逍遥园西明阁，组织和主持译场。他广邀有学问的高僧一起参加译经，译经场中有译主、度语、证梵本、笔受、润文、证义、校刊等传译程序，分工精细，制度健全，集体合作。据记载，与鸠摩罗什一起译经的名僧有八百余人，远近而至求学的僧人有三千之众，故有“三千弟子共译经”之说。

鸠摩罗什在长安住了将近十二年，据史料载，他共翻译经书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所译经典极为广泛，文字信实，表述流畅，有些经典后来虽有新译，仍难以取代。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在中国汉地流传甚广。《高僧传》所举讲经、诵经者中，以讲、诵此经的人数最多；敦煌经书抄本中也是此经比重最大；南北朝时期注释此经学者达70余位。陈隋之际的智者大师更依据此经创立了天台宗。汉译本传入朝鲜、日本后，流传更盛。直至现代，日本新兴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和妙智会等，都专奉此经为宗旨。

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意义来看，鸠摩罗什不仅第一次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了大乘佛法的理论，更在翻译文体上也一变过去朴拙的文风，创造出不计其数的兼具外来语与汉语调和之美的新文体，对中国语言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主持翻译的经、论，为中国佛教徒所乐诵，对中国后来的佛学、文学、语言学、哲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翻译佛经，流传至今经历1600多年而不衰，在中国译经和佛教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多数纪录片、文学作品对于这些本应浓墨重彩的内容，却以寥寥几笔带过。固然，来自于古代文献中的文字叙述简洁，用镜头语言表现这些有一定的困难，在文学作品中体现起来也不易。但对于这些重要史实的缺失，正是丝路文化的当代表达最大的问题。

    因此，文艺作品选择谁作为主要人物，选择哪些内容作为着重表现的主要事件，是需要非常慎重考量的。它不仅是一部作品将来呈现出的样貌，更是创作者价值追求的体现。大兵瑞恩是好莱坞电影对于个人英雄的塑造典型，体现了好莱坞对自由、生命价值的思考；入敛师大悟的工作是日本电影对于仪式感的集中体现，体现了日本文化中对道的尊崇；女摔跤手吉塔是印度电影中女性励志典范，体现了印度现代女性对梦想的追求……那么对于鸠摩罗什而言，传奇性、历史感如何体现丝路精神，如何织绘出南北朝战火纷争的历史背景之下，他对于自己使命的理解，对于佛教弘传的执着，对于时世事务的洞察，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这是创作们需要谨慎思考的命题。

三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倡议。迄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丝绸之路”从历史深处走来，对于世界经济、文化格局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世界所共同瞩目，“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书写全新世界历史的契机。对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已经充分确立了文化在这个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丝路文化的发展与弘扬已经刻不容缓。

不论从丝绸之路的地理位置来看，还是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角度来看，鸠摩罗什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是丝路文化的历史宝藏。在历史的维度中寻找他的真实定位与价值，在艺术的维度中创造一个丰满而令人信服的人物形象，将是今后文艺作品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