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话剧传奇的缔造者 ——专访宁夏话剧团原团长王志洪

本文访谈了宁夏话剧团原团长王志洪，将其如何与戏剧结缘、又如何在时代的大潮中寻找自己的定位、最终搭建起了大众农民与话剧之间的桥梁的故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本文发表在《中国话剧艺术家访谈与研究》四卷本中（2018年12月）

坚持送戏下乡三十余年。想农民、写农民、演农民，扛起宁夏话剧的一面大旗！演、编、导三项全能，更是剧院管理者的翘楚。永远把观众放在第一位，这是我最敬重的话剧人——王志洪老师，中国话剧的英雄人物！

初春，艳艳的迎春花开了！乘着春色来到西北银川，见到了久仰的王志洪老师。地道的北京话，拉近了我们爷俩的感情。亲切而随和的访谈，让我逐渐走近这位宁夏话剧的擎旗人。他的故事既朴实又传奇，既新鲜又老到。不经意间跨跃了二十世纪数十载的风风雨雨，苦乐哀愁。人之间有一种缘分，一见如故似曾相识。

人生多舛幸运儿

问：您生于北京，请谈谈有关您童年的记忆。

王：我是1941年出生于通县，我们家是地主家庭。我爷爷这人特别抠门，从小时候咿呀学语的时候就开始教我打算盘、九九乘法。我是家里老大，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会穷”。到了1947年，通县解放，地主家的地都被分了。爷爷和爹爹就带着我们一家子跑了。1948年，国民党到了通县，我爷爷和我爹就借此回乡要粮食。北京解放之后，爷爷和爹爹成了逃亡地主，进了北京城，隐姓埋名。我爷爷原来叫王竹坡，后改名叫王森，我爹叫王学雨，后改名叫王雪雨。到北京之后，家里一穷二白，住在南马神庙，爷爷以捡破烂为生。我妈带着我和弟弟，去投奔我舅舅。我舅舅是个资本家，在北京官园那有地有产。可我舅舅当时不让我们进门，成分不好不跟我们论亲戚。我妈苦求半天，舅舅总算把我们收留了，就蜗居在舅舅家的煤房里。

问：那您童年有没有和艺术结缘的经历？

王：那时候农村都有剧团，爷爷和我爹都非常喜欢京剧，耳濡目染，也就喜欢上了。

问：您家身为地主有没有请剧团来村里唱戏？

王：我爷爷那个人太抠门，舍不得花钱请人唱戏，他自己组了个戏班子。农闲的时候，他组班，自己当班主，到周边村子唱戏。不仅不花钱，还赚钱。我爷爷能拉会场，我爹会武场打个小锣。我舅舅其实也喜欢这个，我那时候小，也爱哼几句皮黄，我舅舅对此感到很意外，他拉一段我唱一段，至此才头回看到舅舅给我个笑脸。舅舅家有个小布袋，里面装着五香花生米，那天他心情不错，我就趁人不注意偷着吃了点花生米。舅舅知道之后动了怒，说什么也要把我们一家子赶走。无奈何我妈带着我和弟弟去找我五姨了。我五姨夫在北京经营金店，五姨和我妈关系还不错，但依然因为身份问题不让进门，都怕沾包，怕被打成反革命。临了好求歹求，总算住了下来。五姨想办法让我妈去徽章厂上班，一天挣两毛钱，这才正式安顿下来。

问：那时候还跟戏有接触吗？

王：没有，正好赶上要上学了，派出所民警知道我家情况之后，安排我去北京龙泉孤儿院，就在陶然亭边上。解放前是北京龙泉孤儿院，解放后叫北京龙泉小学。校长是个和尚，叫柏川。上学时候，我特爱尿炕，尿炕就挨打，越打越尿。后来夜里一发现自己尿炕，我就起来，直接去学校了。到了学校看见一老和尚早上练武。大冬天的，老和尚了解我情况之后，知道我又冷又没吃东西，给我指了条道：有个地方有美国救济的奶粉，虽说已经长虫子过期了，但能解饿，实在顶不住，你就去吃去。我怕有鬼，老和尚跟我说，你记住了，没鬼，活着的人是鬼，死的没有鬼。找到了放奶粉的地方，我仔细一看，里面老鼠都可大个了，奶粉也生了虫子受了潮，变成一团一团的。可是实在是忍不住饿，就吃吧。一口气吃了五年，天天吃，吃的又白又胖。吃完了奶粉，还没到上课时间，附近就是陶然亭，解放前是北京市的梨园公会，许多名角全在那喊嗓子。我本来就喜欢这个，吃完奶粉我就跑去跟着一起瞎喊瞎唱。后来人家还夸我嗓子不错，打那会就跟这些老艺人们结下了缘分，也让我受到了不少艺术熏陶。学校下午没有课，学校离天桥很近，所以一下课我就去天桥，天天去，去了六七年。当时不仅是去听戏，还有家里给的任务。当时家里穷，买不起煤，天桥一散场以后，有好多卖吃食的，做饭剩下的煤核儿，我就去捡。家里还指望它烧火做饭呢。在去天桥的过程中，我认识了说评书的王杰魁，外号“净街王”。解放前每家每户门口都放个电匣子，12点半到1点播放王杰魁说的七侠五义等等。中午一放这个，街上做买卖的，拉洋车的，全停摆了，就听他说书，街上静悄悄的，所以得名“净街王”。我天天就在那听王杰魁说评书。我还听连阔如说的“三侠五义”、“水浒传”，也听天津陈士和说的“聊斋”，我一边听一边学，还给同学们学舌。期间还认识了摔跤的宝三儿、变戏法的“鬼手”马英派，拉洋片的大金牙、小金牙，有的我管他们叫叔叔，有的叫爷爷，打小我比较明白人情世理，跟他们混得挺熟。在跟这些艺人的接触过程中，耳濡目染，从小我就对这些底层艺人们，充满了崇敬之情。

问：有没有什么很有特点的故事？

王：大概11岁左右，懵懵懂懂刚感觉点男女之情。有一个姑娘叫陈慧生，对我特别好，还有一个比我大好多的孩子，似乎在追这个陈慧生。所以这个男孩就看我特别不顺眼，老是欺负我。结果这小子抓了一条蛇，放在了陈慧生的书包里，陈慧生被吓死了。那个小子就把这事推到我头上了。我就被学校给开除了。正赶上陶然亭公园枪毙人，我就浑浑噩噩的走过去看去了。看死人的时候人又多又乱，我一脚踩到死人脑袋上了，把我吓得不吃也不喝。回家之后我奶奶说，这孩子魂给吓丢了。王杰魁知道这事之后，找人给我做法事，为我叫魂儿。王杰魁、宝三儿、还有唱粉戏的粉妈儿一块堆儿帮忙，宝三把我举起来又扔地上，啪啪俩大嘴巴，又拿白酒一喷，我就哭出来了，魂儿算是回来了。这事让我印象很深刻。

问：那后来什么决定您考中戏了呢？

王：高中我进了北京三十七中，现在叫二龙路中学。高中里成立了业余话剧团，从话剧团开始我就跟叶向真等一起演戏。

问：他们都是二龙路中学的吗？

王：不是，叶向真是北京实验中学的，他们是女校，我们是男校，合在一起弄的话剧团，演《容光焕发》、《祝你平安》等苏联戏。演得挺红火，我想考中戏。本来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唯独出身不行。那时候我这种出身上大学根本没戏。但我所在的三十七中校长人特好，一个老延安，他给我指条路，让我跟家里划清界限，说不定还有办法。我当时已经够划清界限了，我在三十七中打扫了三年卫生，不大也不小的学校，我一个人扫了三年。校长说这些事情是好，但也要从思想上划清界限，必须要跟你爷爷、你爹、你妈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反动言行。我爷爷和我爹都已经在1955年被抓起来，我爹判了12年，我爷爷判了10年。实际上我妈没有反动言行，没办法只能编了。我母亲找到一个解放前图章的坯子，很多都扔掉了，因为图章的边上刻有国民党的党徽。虽然挫掉党徽，可仔细看还是看的出来。母亲当时正准备入工会，如果这事拿出去用来划清界限，这工会她也就不用入了。我心想那就算了吧。可妈疼儿子，第二天早上教我去我妈的单位揭发我妈。我向组织交待后，我妈单位的书记没表态，看了我半天，说了一句：那是你妈！言外之意是怪罪我。最后，书记给学校写了一份东西，证明我已经和家里划清界限。然后又把我妈找来，原本计划你来做工会主席，现在你欺骗组织，黄了。学校拿到这些材料开了个展览会，动静弄得还挺大，算是成分不好的学生跟家里划清界限的典型。那时候正好戏剧学院快考试了，我去应试，成绩还可以，但戏剧学院没录取我。还是三十七中校长好，去中央戏剧学院把我的情况解释了一遍，愣是给我争取上了中戏。这事算不算奇迹？所以后来我觉得，有很多作品，说阶级斗争年代干部这不好那不好，我的感觉是我这一生，遇见的共产党干部，都是好人。

问：进了中戏之后您是学的表演，在学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王：说实在话，能进戏剧学院，就我这种出身的，凤毛麟角。当年戏剧学院虽然没有今天这么难考，但想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进了戏剧学院，觉得生活特别美好，每天都生活在梦里。我是“杀关管斗”子女，是出身最不好的一层，公安部门要管控的六种人，就有我这种。像我这种情况愣能考上戏剧学院，人家都特别奇怪。一个是我自己好好表现，也离不开共产党的好干部一直帮我。当时我们三十七中虽然不是高干子弟学校，但是也有很多开国元勋的后代，但唯独我这么个人考上了戏剧学院。我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咱得夹着尾巴做人，感觉有一种无形压力。在学校里经常帮同学和老师们的忙，从正面上讲比较助人为乐，但实际上也是为了跟大家搞好关系才这么做。到戏剧学院学习四年，毕业后直接去了宁夏。

随遇而安乐天派

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帅小伙，变成了七十有六的老人。变得是年龄，不变的是乐天派的性格。人生阅历是一份财富，苦难而艰辛的生活同样可以绽放出美丽的笑容。1964年，王志洪带着对未来的期望和憧憬，到了银川。这一来，就是五十多年。

问：当时是整个一个班都过来了是吗？

王：一个班22人，来了20人，还给我们配了两个导演，两个舞台美术设计，两个戏剧文学，当时戏剧学院有一个宏伟壮志，要当戏剧界的黄埔军校，让全国各个剧团都是中戏的毕业生。

问：刚毕业的时候，您的理想是什么？

王：理想啊，当时谁不想留北京人艺啊？谁不想去青艺、去上海的话剧团？但说回来，咱这出身，这专业水平也不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分到宁夏，一是都来了，心里上也比较平衡，大家都是一个月52块钱。有很多人想不通，但我从来的那天起，就没有想不通过。我们是1964年10月26日晚乘上西去的43次列车，于1964年10月27日晚10点52分，抵达宁夏自治区首府银川。刚到的时候我们住在第二招待所。我一进招待所一看，一屋子三个人，那床是软的弹簧床，还有个写字台，外面还有个弹簧椅，水磨石地擦得锃亮。心里话说我这辈子还没住过这么好的地方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人事局就来了，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厅长、团长都来欢迎我们，然后就把当月的工资发给我们了。一个人52块，长这么大哪见过这么多钱啊？住地出门就是中山公园，10月底，秋风扫落叶，走在厚厚的叶子上头，刚在北京看完《早春二月》的我小资心绪就泛滥起来了！走在街上，卖什么的都有，东西便宜，心情特好。我这人就是随遇而安。不久之后，我们就被安排到乡下劳动了，去的永宁和西海固。我们这些戏剧学院毕业的人，受派到村里教宣传队演戏，专业业余一起演。

问：那段时期还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王：1949年解放之后，天桥有很多的艺人被分配到各省的杂剧团了。变魔术的、说评书的、唱戏的等等，有些人来到宁夏，跟我都挺熟，我都得叫一声叔叔、大爷的长辈。大伙都觉得宁夏这地方不错。可能是我从小也穷惯了，又好热闹，对这些艺人特别尊敬，那会儿的人啊，容易满足，有吃有喝有工作就挺乐呵，心里并没有什么落差。劳动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这两年就没怎么演戏。1969年，宁夏话剧团就解散了，我下放到工厂，在银川电表厂当了三年工人，1972年落实政策，宁夏话剧团重新建立，这才又回到话剧团了，算正式开始演戏。 

大展宏图遇寒流

王志洪踌躇满志，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哪知道话剧经历了短暂的热闹之后，迅速遭遇寒流。然而，这股寒流并没有将王志洪压倒，而是让他在不断摸索中，找到了表演之外的道路，演而忧则写！

问：您还记的您演的第一出戏吗？

王：《豹子湾战斗》，延安的戏。演的第二出戏叫《女飞行员》，后来还有《艳阳天》、《年轻一代》、《千万不要忘记》。

问：您在《豹子湾战斗》里演什么角色？

王：我演高大力，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演戏。当时观众还挺多，在农村社教的时候，组织了一个社教宣传队，我们自己编了好多小节目，在农村给老百姓演出，算是配合社教运动。第一个戏叫《旧恨新仇》，我演一个年轻贫农，唱着花儿就上了：“提起那坏干部，内心那恨诶……贫下中农受尽了苦啊。”是一出反映农村生活，很真实的戏，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当时为了演戏像农民，我们直接把农民的脏衣服穿上，化完妆之后，还往脸上拍一把土，扮得跟老农民一模一样，就在街头上演，效果强烈。区党委的领导对此大加赞赏，组织好几千人看演出。

问：1972年之后，演出是不是就多了起来？

王：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确是火了一阵，但是到了80年代，话剧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全国的情况都差不多。到了1980年，看戏的观众锐减。宁夏状况最严重。记得上海演过一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开戏了就来了7个人，当时报纸上都有报道。宁夏话剧团1983全年才演了7场戏。

问：那您当时不演戏在做什么呢？

王：我就上茶馆说评书去了。话剧不景气，剧团发基本工资。彼时鲁迅诞辰90周年，组织上安排把《药》改编成话剧，安排我当导演。本来说好去绍兴体验生活，因故取消，改去银川茶馆体验生活。银川东华宫广场有个茶馆，叫东方红茶馆。茶馆的老板是从北京天桥来的，他在那搞三产，我跟他说要在这里体验生活，他一口答应。有一天与他说起来我能说评书，刚好茶馆的评书先生病了，就让我露一手。我心想，你以为我王志洪是白给的？明儿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但也有难处，说得好，抢人家的饭碗；说不好，把观众说跑了，砸人家饭碗。最后，决定说《马鸿逵演义》。书到手里，可真不好说。因为这书里没戏。我在天桥听评书的时候，王杰魁老先生就告诉我：“照书说书没饭吃，得把书拆开了，重新编故事。还有就是要吊观众的胃口，让他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得上瘾，第二天才会再来。”我就着手编书了，头回说了两个半钟头。我把其他军阀的故事，还有脑子里的故事，全放在了《马鸿逵演义》里，效果还不错。

问：这可否算在您头次接触编剧工作？

王：多多少少吧！一共说了十七天书，红旗剧院的经理找到我，问我《马鸿逵演义》是不是有很多编写的内容。我说是啊。经理说马鸿逵的家人因为你乱编故事，要跟你算账，劝我别为了这几个小钱把人搭进去。编写评书是一种创作，后来写剧本就有改评书作底子，开发出我的编剧天赋。迄今写了15部戏，全部都是取材于宁夏贫困山区农村，照出了农民的苦乐哀愁。宁夏从改革开放至今，我的剧本可以说是见证者。

问：宁夏话剧不景气，您想过要离开吗？

王：中戏22个同学来宁夏的陆续都离开了。有的回北京了，有的去上海了，还有回老家的。我也想走，心想还是回北京最好不过了。正好有个机会，排演《西安事变》，我演毛泽东，反响还不错。身为演剧队长，带队去北京学习。我在北京有个当兵的朋友，他们军区话剧团正好排《平津决战》，饰演毛泽东这角色，在全国征集演员。我在北京，就去试了试，结果人家觉得不错，初步研究同意要我。我挺高兴，回到宁夏之后，给叶波团长写了一份辞呈。叶团长拿着辞呈看了半天，骂了一句：“你这没良心的王八蛋！我让你带队去北京观摩，你把自己给观摩跑了！”说完就把我辞呈给撕了，要我在宁夏好好呆着，马上就准备重用我。我一琢磨，宁夏待我不薄，马上要当副团长了，决定留在宁夏。之后，我受命为宁夏话剧团副团长，老团长调走去文化厅，工作我来主持。

问：您担任团长之后，一年就演了7出戏，您是如何让宁夏话剧团走出低谷的？

王：当时我打算弄个精品，搞个大制作，我不信观众不进来看戏。我跟文化厅借了六万元，那时候六万不是小数目。按照《哈姆雷特》的样式，写了一出戏叫《但愿人长久》，排练了四个多月，精心制作，1984年10月29日，在当时的红旗剧院彩排。红旗剧院一共是1080个座位，发了1080张票，最后全剧场就来俩人。一个是区党委宣传部处长，还有一位是文化厅艺术处的处长。那时候电视《霍元甲》特别火，万人空巷。上演当天，剧院把大门打开，观众随便进，却没人来看戏。全国话剧都不景气，包括北京、上海也一样门口罗雀。这借来的六万块钱，还得还文化厅。实在没招了，我有个同学，在银川一个郊区当副区长。他说城里电视都普及了，你干脆弄点节目到农村来演，我给你组织观众。演什么呢？《白毛女》，还假唱，就这样去了。谁知当天就被农民识破了，骂我们是骗子，还说他们区长吃了回扣，底下起哄架秧子的把我们轰出来了。剧场门口刚好有个耍猴的，观众们争先恐后去看，还说这耍猴都比戏好。我那同学本来还准备给我开个庆功宴，草草收场。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和打击，比那次剧场里仅有两个观众要大得多。最后我们讨论了很久，觉得想要在农村演戏，还是得深入生活，得对农民们的胃口，对老百姓的胃口，对了胃口肯定受欢迎。《白毛女》是好东西，假唱不行啊。深入生活，创作新故事，写农民熟悉的故事。话剧团已经无路可走了，领着一帮人，用15天，在银川郊区19个公社，一个乡一个乡的调查。农民们说欢迎话剧团来农村演出，但一定得是高质量的，反映精神文明建设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文化厅知道了这个计划之后，答应只要能把这件事情办成，六万块不仅不用还，演出还提供补贴。当时上级的政策是鼓励文艺演出下乡，如果话剧团能首当其冲，文化厅全面支持。跟团里的同志一合计，很多人还是不愿意下乡。明明是省牌的话剧团，怎么成宣传队了，很多人心里上都过不去。我只能给大家做思想工作，现在话剧团的情况是死马当活马医，不去农村演，就直接解散，只有送戏下乡这么一条路了。此事得到了宁夏话剧团老同志的支持，这些同志是1958年就来到宁夏，是话剧团最早的一拨人，他们对此事的促成功不可没。

深入农村写农民

在经历了几次挫折之后，王志洪带领的宁夏话剧团找到了初步的工作方向。深入生活，扎根农民，写出农民的身边事，虽然没有了话剧团原本“高大上”的风采，但“接地气”成了剧团重新焕发活力的金钥匙。

问：决定深入群众之后，话剧团是如何展开工作的？

王：抓住农村的热点问题，先形成剧本故事，这是工作的第一步。等剧本有个大纲，就拿到当地农村去，找当地的农民给剧本提意见。农民们看不懂剧本，就给他们念。这个方法很受农民的欢迎，不仅能听得进去，还愿意为你出谋划策。农民们你一言我一语提出意见，剧本便创作完成了。等剧本完成后，我又把农民们召集起来，开剧本朗读会。老百姓们七嘴八舌得参与了意见，最终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至此，剧本创作工作算是完成，开始进入排练阶段。

问：您这样打磨出的第一个剧本叫什么？

王：《这样的庄稼汉》。这出戏排练完之后我请农民们和领导一起对该剧进行审查。当时领导们也非常支持这样的方式，对农民们热情接待。审查那天的时候，我躲在屏风的后面，观察观众们的反映。该哭的地方哭，该笑的地方笑，我感觉这戏反响应该不错。当天晚上，请农民们对该戏提出意见，同时开展“订货”活动。如果农民们认为这出戏值得去他们村里演，再与他们签演出协议。当天晚上就定出了26场戏，一场戏500块，有的是乡政府出钱，有的是村里出钱。那天晚上，我们团的人大家聚在一起抱头痛哭，不是因为这些钱，而是觉得终于找到观众了。就用这种办法，至今为止我已经创作了15出戏了：《课本剧》、《农机站长》、《铁杆庄稼》、《乡村医生》、《计生专干》、《工会主席》、《寒水村移民记事》、《回民干娘》等，每一出戏都是用农民提意见、审查的方法创作出来的，不仅赢得了农民们的口碑，每出戏都能演出200场到300场。

问：26场演出已经预定，当时是怎么演出的？

王：当时各个村都反映的一个问题便是无法组织农民来城里看戏，必须要把戏带到乡里、村里去演。最近的公社距离银川市也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只能把这些戏送到农民家门口。这个问题也给剧团泼了一盆凉水，但并没有阻挡大家解决困难的热情。当时团里有一辆破旧的解放卡车，我们把卡车稍加改造，把景片、服装、道具、音响全都放在里面，同时还把演员及工作人员共计26人全都塞在这个卡车里。此行的第一站是芦花台乡，等一到了乡里，剧团来的人全都震惊了：不仅有十里八乡来看戏的观众们，还有各类小商小贩也都来凑热闹，一派热闹的场景让人现在都记忆犹新。随后我们又去了几个乡村，舞台的条件层次不齐，但并不影响我们演出。记得有一次在某个中学演出，很多上年纪的观众来晚了，人在后排看不清楚，站在板凳上又怕摔倒，最后便把凳子放在树下，一边站在凳子上一边抱着白杨树看戏，观戏热情十分高涨。

问：您是否想过这些农村题材戏为何会在农村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王：还是从生活出发这一点，最受农民们欢迎。比如说《农机站长》这出戏，一共演了700多场，其实讲述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宣传安全使用农机车。这出戏是自治区主席委托我创作的，要求在戏里讲明白三件事：1. 三轮农用车购买后必须上牌照。2. 必须要取得驾驶证才能驾驶。3. 不能用三轮车拉人载客。我还是用我深入生活的创作方法，当时了解到三轮农用车出过不少事故，把109国道堵了48小时，对经济造成很大损失，中央也特别重视三轮农用车的安全使用问题，因为各种不安全驾驶经常性的引起群死群伤事故。等《农机站长》上演之后，当地的农机站就把办公室挪到舞台旁边，为农民们办理车辆牌照等手续。这700多场戏演毕，宁夏农用三轮车特大交通事故发生率下降了87%，下降率居全国之首，国务院对宁夏自治区政府特别表彰。很多农民原以为这种三轮车是买了就可以骑的，的确是缺少相关的培训。《农机站长》只是一类戏，剧团创作的关于计生题材、教育题材的话剧，也都对农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认为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问：关于在农村演出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

王：每次演出之后，农民们都不会直接散场，而是帮助我们拆台、卸台、装车，把演员们拉到家里，像亲人一样招待我们。在演出时我也会严格要求剧团成员，保证质量，绝不能糊弄。

剧团管理有妙方

王志洪不仅在表演、编剧、导演等艺术工作上颇有建树，在对剧团整体运作的方法和形式上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也正因这些“治团有道”，让宁夏话剧团在扎根人民，为农民演话剧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问：您是用什么方法来保证演出质量的？

王：我做了一份质量认定条例，发给观众。当时写的也很简单，大学生看戏不鼓掌50次不要钱，中专学生不鼓掌40次不要钱，一般观众看完戏后可参加民意测验，十个人有一人说不好我就不要钱，这是其一。第二，要求演员做到四个一样：天好天坏一个样，人多人少一个样，有无领导一个样，环境好坏一个样。有时候冬天演戏，零下二十一度，也没有停下过，只要有观众愿意看，我们就坚持演。所有演员必须按照舞台需要着装：天再热，戏里的棉袄不能脱；天再冷，台上的也得露。

问：在这么多年的演出过程中，演员们有没有意见？

王：一开始会有意见，后来也就没有了。我们演员干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要有怨言呢？199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主席生日，我们有个演员查出来有癌症，刚做完手术，非要跟团一起下乡演出。我跟他说：“你一个病号下乡你挺光荣，我团长成黄世仁了。”好说歹说不行，他父亲也来求情了，说他成天在家里冲着墙坐着，不让他演戏可能还会加重他的病情。临出发前还要给我写生死文书。我说下乡可以，但也跟他约法三章，尽量还是照顾他。第二天飘着雪花，零下17度，去一个中学给学生们演出。本来说这样的天气就不让他演了，没想到他从后台一出来，他穿着一个破西服，光着脚丫子就上了。我怎么劝也劝不住，哪怕加件衣服也不答应。等到他一上场，观众们看到这扮相，全都热情得报以掌声。最后演出结束后，不仅是观众，我们演员也都非常感动。问题这不是一场演出，而是这二十几年都是这样下来，所以整个宁夏话剧团也都锻炼出来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除了有这样敬业的演员，作为团长我应该做些带头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举例来说，三十年前我们下乡的时候，一辆卡车上最好的座位就是副驾驶位，不论是离退休的老同志，还是身体上有不便的人，都不坐那个位置，全都钻进卡车后面的大棚子里。有的年轻同志不自觉，刚坐到副驾驶，发现其他人都在后面挤着，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坐了。那个位置只留给晕车晕的不行的同志，或者实在是身体支撑不住的演员。等后来条件稍微好一点了，我还在剧团里推广了一项规定，五十五岁以下党员必须做最次的车的最次的位置，出差住房必须住最次的房间的最次的床位，谁的官大，谁去吃苦。有些时候没有床位，那我肯定头一个睡在楼道里。就因为有了这些规定，多少年没有为了演出条件上有过争吵。就这样，单位的风气就正了。

问：这算是严格管理吗？

王：也不能说严格管理，最多就是以身作则。第一次我们搞万里行活动，1991年，从宁夏演到上海，到了南京的时候，房间都安排完毕，有三个人没地方睡，我就提议三个带队的人，包括我，睡在储藏室里。睡到半截，有对儿老夫妻出来演出，因为打鼾的问题想要换一间两床的房间，再一看我睡在储藏间，自己就回去了。有时候在管理上说多少都没有用，实打实的做才是最真格的。还有一次，接待方非要安排我住在稍好的房间，我说什么也没答应。我如果住得比大家都好，大家都得有意见，到时候更乱。我在跟团里的演员及工作人员宣传的时候也会提到，宁夏话剧团从人力、物力、财力，比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差远了，但是，咱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没人赶得上，只要有这种精神，咱也能打出自己一片天。

问：您在创作的时候遇到过瓶颈吗？

王：那是肯定的。有时候有一种越写越不会写的感觉。有一次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老医生的讲话，讲的朴实无华，但又特别感人。我想了很久，我在故事里组织了这么多矛盾，这么多冲突，越来越像戏，离生活反而越来越远了。虽然体会很多，但是却还一直在摸索中。

问：您在导演工作中有什么风格吗？

王：我导演是比较追求现实主义，紧贴生活。要求演员细致观察生活。比如说在刻画老农民的时候，农民干了一辈子活儿，到老了之后手指头就无法伸直了；手掌里都是老茧，攥拳的时候也无法攥紧。强调这些细节，也是追求戏剧写实的重要方法。在农村演出，以当时的客观条件，换景是很难的，所以我追求的就是表演的真实，人物刻画的鲜活、生动。在塑造每个角色的时候，都从农村生活中找原形，去发现他们身上的特点。观察生活、写人物，还是戏剧创作的核心。

问：您是演员出身，在创作剧本上有什么值得分享的经验吗？

王：实践出真知！只要有演出，我都跟观众们一起在台下看，人家说什么我都记下来，对于有价值的意见，第二天就着手修改剧本重新排练。越改，观众们越接受这个戏，这也是我最基本的创作方法。拿我第一个剧本《这样的庄稼汉》来说，这个戏写的是宁夏西海固扶贫的故事。西海固号称中国贫困之冠，从解放之后便是对点扶贫地区。但就算多困难的时期，这个地方也没有人饿死过。因为这里特别被重视，所以得到的资助也就相对多。但同时也出现了扶贫把人扶懒的现象，有个别人只靠政府扶贫吃饭，自己却不务农不赚钱。这个戏在农村及城市里反响都非常大。最早一版的故事中，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让主角这个“懒人”变成一个勤奋的人，无论是村长帮，还是书记帮，实际呈现总是不尽人意，明明是全剧最核心的部分却最不出戏。后来通过与农民们一起分析剧本，深入生活，结合各种实际情况分析，又创作出了一个勤奋上进、吃苦耐劳的寡妇，而这个懒汉偏偏又喜欢这个寡妇，通过与寡妇这个人物不断产生矛盾，最终懒汉这个角色也不再懒。这个改动效果十分明显，农民们也觉得人物和故事都精彩、真实。深入生活不能流于表面，要深入挖掘人物的故事和环境，不然把人写的跟工作报告里一样，观众是不会买账的。

放眼未来　不忘初心

王志洪为宁夏话剧团奉献了自己52年的时光，即便是退休之后，他依然接受返聘，为话剧团的发展献计献策。对于宁夏话剧未来的发展，王志洪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问：您对现在宁夏话剧团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王：只能说，现在来宁夏话剧团的这一批演员，都是对戏剧有热爱的年轻人。知名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们，不会来宁夏这种小地方的。一是工资待遇很低，二是未来发展空间太小。所以现在的发展前途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即便如此，宁夏话剧团的一些非专业演员也在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

问：您在培养演员上有什么方法吗？

王：没什么方法，就是多演戏，实践出真理。当下也不可能要求演员们出晨功，每天锻炼身体。而且现在舞台设备层出不穷，也让演员们不用像以前一样需要把嗓子练到透亮，让剧场里最远的观众都能听到，毕竟麦克风就能解决问题。但台词是否清晰，还是很重要的。可现在的大环境，诱惑太多，强迫演员们练习那些基本功也有强人所难之嫌，走一步算一步吧。不过总归来说，在底下练十场，不如对着观众演一场。话剧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演员和观众是处于共同创作的状态，今天观众好，演员演的也好；今天观众比较乱，演员也无法集中精神。我演戏的时候，如果听到观众在台下哭泣，在台上的我更来了精神。这种观演合一的时刻，也是我在舞台上这么多年的终极追求。作为一个演员，上来舞台之后，很多事情都会抛诸脑后，最终达到与观众心灵相通。培养演员是很需要耐心的一件事，有些演员满脑子新观念，交流起来十分困难。我也不会去强迫年轻人如何按照老方法去训练，以后的世界总归是年轻人的。

问：这两年话剧团招聘演员报名的情况如何？

王：不是很乐观。我临退休之前，有十个指标，其中有两个演员我来负责招聘。结果全自治区只有二十多人报名，话剧团在吸引力上还是不足。原因是各方面的，银川这个城市自身文化产业不够强也是原因之一。

问：这两年公共文化发展下，农村的演剧条件有改善吗？

王：变化肯定是天翻地覆的。当年下乡的时候，去学校演出，学校穷的连一根粉笔都买不起。八十年代后期，文化部下达文件，要求加快儿童剧送戏到校的步伐，我们剧团也开始排演儿童剧。等我们把戏排好，送到宁夏山区学校的时候，学生们看戏非常踊跃。孩子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举着红旗欢迎我们，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没见过剧团。不仅台下都是学生，房顶上、树上、篮球架上都是学生，结果篮球架不堪重负，应声而倒，差点出了恶性事故，也因此催生了大篷车的出现。不能让孩子们在有危险的环境里看戏，如果能搭起一个高一点的戏台子，站在后排的学生便能看到舞台了。我们团的同志们集思广益，又从北京请了舞台美术设计的专家，用架子和木板，支起了一个可以折叠的戏台。这就是大篷车的雏形。现在很多乡镇农村也有了公共文化馆，或有场地、或有剧场，演出起来也方便多了，即保证了演出的质量，也提高了观众们的观剧体验。

问：您在剧团的财政收入方面是如何管理的？

王：当时我向上级反映，送戏下乡这件事，不仅是给农民们演，也是给山区里的孩子们演。这件事情不能完全市场化，还是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最后这个提案得到了通过，每场戏的补贴也不断提高，演员们的收入便有所改善，大家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当时中央领导来宁夏话剧团视察，提出要给剧团的工作人员涨工资，我就想尽办法提高全体演职人员的收入水平。一是坚持送戏下乡，向基层宣传话剧团的作品，演出多收入自然就上去了。二是精简机构，减员增效，加入竞争机制，只有演好戏才能挣大钱。这样一来，给演员们发的钱也就多了一些。在提高演员收入的前提下，才能要求演员们更好的演戏，调动演员的积极性。

作为宁夏话剧的一面旗帜，王志洪坚持带领话剧团为老百姓演出，为农民演出，这一干便是三十年。即便是各种荣誉加身，他依然没有放下他的坚持，把话剧之歌唱响在宁夏的每一个角落。

王志洪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演员、导演，他对编剧艺术的执着也让人佩服不已。同时，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坚忍不拔，在剧团管理方面创造出了一套适合宁夏话剧团的管理办法。现今改企的剧团众多，一些民营剧团的经营状况也令人堪忧，剧团管理人才的空缺是主要原因。在保证艺术水平的同时，提高演职人员的工作热情，改善他们的演出环境，这些才是剧团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王志洪，宁夏话剧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