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乡村遇见艺术——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乡村建设

被收入《两岸文化深耕与融合——第五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内容简介］
艺术乡村建设是这几年比较引人关注的一种乡村建设实践，也是对20世纪初期由梁漱溟、晏阳初等前辈学者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代社会的一种继承和延续。艺术乡建是由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模式，旨在以当代艺术激活传统文化，以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以艺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艺术”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实践，而非单纯的视觉审美范畴的艺术形式。在这里，村落成为艺术介入社会的艺术现场。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体现了当代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文情怀。这种艺术介入村落复兴的模式也为我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和发展路径。当前的艺术乡建，可以理解为现代艺术在追求社会化转型中艺术家的一场艺术实践行为和以乡村为主题的地方性艺术创作，也可以理解为乡村文化创意产业模式探索。

艺术人类学，是近十年来，在国内学术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学术关注点或者说学术流派。它既是人类学的一个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流派，也是艺术学中以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一个学术分支。
艺术乡村建设，是这几年比较引人关注的一种乡村建设实践，也是对20世纪初期由梁漱溟、晏阳初等前辈学者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代社会的一种继承和延续。它也是艺术人类学目前密切关注的一个艺术现象。
一、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渊源与特征
根据当前艺术人类学者对“艺术人类学”的定义，它是一门“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并运用民族志方法对艺术进行描述和解释” 的跨界学科，是人类学的艺术研究和艺术学的人类学视角研究共同汇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具有艺术学和人类学的双重研究视角。
（一）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渊源
艺术人类学具有多元性特征，除了具有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学的学科特征，还涉及民俗学、美学等诸多学术领域，与这些学科相交错、合流、融汇和沟通。
（1）文化人类学的艺术研究
文化人类学自19世纪中后期产生以来，艺术便是其研究对象之一，并且将着眼点放在原始艺术、土著艺术、民间艺术的研究上。人类学家关注艺术作为文化一部分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将艺术作为理解文化的一个路径，但他们忽视了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美。在他们对艺术的理解中，并不认为原始艺术、土著艺术和民间艺术属于艺术的范畴，仅仅是一种文化形式。文化人类学是艺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方法支撑，可以说，艺术人类学是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之内形成和发展的。文化人类学对原始艺术、土著艺术的关注和研究，为艺术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都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发展思路。
（2）艺术学的艺术研究
艺术学者注重艺术的审美性研究，将着眼点置于艺术的起源、本质、规律等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式研究，注重对艺术本体的观照。随着艺术学及各门类艺术研究开始引入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艺术学的研究开始关注艺术活动及艺术品的社会文化背景。尽管如此，它在承认艺术活动及艺术品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同时，更加重视艺术各门类的自律性，注重其技巧和形式的研究，分析和解读艺术创作及其作品的意义或者内涵。
（3）民俗学的艺术研究
艺术，尤其是民间艺术，一直是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十类分类法，采用的就是民俗学中对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分类方法。民俗学的艺术研究，主要将艺术置于特定的民俗场域中，研究艺术在民俗场域中的功能和意义。在民俗学领域，一些学者创立了以民俗艺术为研究对象，以文化人类学为立场的民俗学分支——艺术民俗学，即村落的生活与文化体系的“语境”中研究乡民的艺术。
（4）美学的艺术研究
美学从艺术的起源、美的本质和规律以及人类审美活动的普适性价值等角度对艺术进行哲学思辨研究，为宏大叙述为特征，缺乏实证主义的学术精神。近年来，美学在面临理论发展困境之时，通过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逐渐发展出审美人类学理论，为美学带来了研究范式的变革，将美学研究引向了更为宽活的学术视野。
（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特征
艺术人类学是艺术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具有艺术学和人类学双重研究视角。具体来说，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目的是艺术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是人类学的。
1．研究对象和内容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艺术。
（1）艺术品——艺术行为
艺术人类学不再将艺术视为单一的、物态化的艺术品，而是注重艺术行为过程的研究，将艺术视为一系列行为，观照艺术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社会语境，也就是说，将艺术视为“创作理念－指导行为－完成物化的作品－作品的社会反馈－影响创作理念” 这样一个循环作用的行为过程。
在对艺术行为过程的研究中，尤其注重对艺术家及其群体的研究。艺术家是艺术创作的主体，是艺术行为完成的核心，因此，艺术家及群体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除了关注艺术家进行的个体化创作，还关注艺术家及群体的生存状态、社会环境以及其他与艺术相关的、影响到艺术创作行为的活动。比如，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个案中，有对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研究，有对现代艺术家群落的研究（例如北京的798、宋庄画家村的艺术家群落生态研究，有对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的研究）。
（2）艺术本体——语境与内涵、意义、价值
艺术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艺术的理论，因此，艺术本体仍是它关注的重要内容，只是更加强调将艺术本体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研究艺术本体的内涵、意义及价值的社会性、公共性要素。
（3）传统艺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艺术
文化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主要关注原始艺术、土著艺术或民间艺术，艺术人类学在发展之初，也以原始艺术、土著艺术和民间艺术作为研究对象。艺术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发展以来，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到现代社会中的艺术。现在的艺术人类学，不仅研究传统艺术及其生发的语境，更加注重研究传统艺术在现代商业化、现代传媒的基础上的适应和变迁。
（4）异域文化中的艺术——本土艺术
文化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主要源自对异域文化中的艺术的关注。艺术人类学在西方社会产生之初，也将着眼点放在“他者”文化中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则更加注重对本土艺术的研究。
2．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目的
艺术人类学的最终学术旨归是艺术。艺术人类学不应完全脱离对艺术本体的研究，也就是说，不能排除技术和艺术形式层面的研究，而是要由技术和形式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制度及意义、价值体系。它的双重视角，也是为了消除艺术研究与社会研究之间的分歧。
3．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是人类学的。借用人类学方法和视角来解读艺术。艺术人类学涉及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主要有：（1）文化整体观。艺术人类学基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将艺术和审美活动作为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强调艺术和其他文化要素之间的联系。研究者不只是关注艺术现象或艺术品本身，还关注艺术及艺术品所产生的社会的结构或文化的体系，并通过民族志描述，探讨、揭示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2）跨文化比较研究，坚持文化相对论。在对不同地区、族群和社区的艺术进行比较研究时，要尊重各社区文化的主体性，相信不同文化既有其特性、价值和意义，又部分地拥有普适性价值。在研究过程中，尤其要看重对象社区中当事人对其自身艺术或审美活动的解说，尊重研究对象及其文化的学术立场。（3）田野工作和艺术民族志。田野工作和艺术民族志是艺术人类学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艺术人类学的重要学科标志。
二、艺术乡村建设
艺术乡村建设是艺术人类学目前最为关注的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尤其是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备受艺术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笔者就是从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探讨当前的艺术乡村建设现象。
（一）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渊源
中国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农业古国。近代以来，在战争和资本主义的强势夹击下，中国农村稳定的经济社会结构急剧溃败。20世纪初期，国内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索中国乡村复兴和建设的途径。从民国初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实践遍地开花，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乡村建设思潮，并诞生了一批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人物。
民国初期的乡村建设，主要是乡绅和地方实力派的带领下的乡村自治和村政建设。如河北定县翟城村在乡绅米鉴三父子带领下开展的本村自治事业，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村落自治组织系统，被誉为“模范村”；地方军阀阎锡山主持的山西村政建设，通过实行乡村行政制度改革，建立以“村”为单位的基层行政体制，试图以健全的村落行政机构带动乡村社会变迁。20世纪20年代之后，米氏父子和阎锡山等人开始从本地建设实验，转向村治思想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宣传，影响了一批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梁漱溟。
乡村教育是这一时期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民国初期，山东乡绅王鸿一在山东创办学校，兴办教育事业，试图通过教育来谋求社会平等。20年代之后，教育界开始参与到乡村建设的探讨和实践中，并开启了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高涨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成立于1917年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25年开始在试点农村开展职业教育实验；成立于1923年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也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乡村发展平民教育，并组织大批知识分子投入乡村建设，黄炎培、陶行知等人便是其中的领军人物。1927年，陶行知和赵叔愚等人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创造了乡村建设的晓庄模式，带动了乡村办学的浪潮。30年代初至抗战前夕，乡村建设从理论探讨进入普遍实践阶段，并从以教育救乡村为目的的“乡村教育运动”扩大到全方位的乡村重建，进入了近代乡村建设的鼎盛时期。此时，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和机构约有600多个，设立的实验区约1000多处。
乡村建设理论也在乡村建设实践中日臻完善，其中最为系统和最具影响力的是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为核心的乡村建设派理论、以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为核心的平教会理论、陶行知的晓庄派理论和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派理论。
乡村建设派理论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乡村社会的内在联系，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主张将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以寻求乡村重构，依靠乡村教育来实现乡村社会改造；晏阳初将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相结合，倡导实验研究，并创造了“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机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三大方式”（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等实用的乡村建设方法；陶行知独创的晓庄派理论，将其提出的以“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到乡村建设实践，并以晓庄学校为试验，成为乡村建设中的改造派代表；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派理论倡导发展乡村职业教育，使职业教育应时而变以适应现实社会需求。
20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实践，因战争和政治因素未能实现其最初的乡村重建与民族振兴的理想，但其摸索出的实践经验和多元化的理论设计，对于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却大有裨益。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在带来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发展严重依赖工业化，农业发展缓慢；过于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带来人口高度集中、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热岛效应、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城市和农村体制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市和乡村的严重分化。
当前，“城镇化”依然被当作我国谋求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改变农村贫弱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希望和动力被推广。城市不断扩张，村民进入城镇，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城镇居民（非农业居民）。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土地不断萎缩，自然村落也被拆并，以便于集中管理。这不仅造成了自然村落数量的减少，随着城市的扩张，传统村落还被纳入城镇化发展规划，按照城镇的发展思路，以现代城市的楼盘社区和宽阔马路取代传统村落建筑和格局，村民搬进了现代楼房，一座座村落也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被夷为平地。
在农村再次面临凋敝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建设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从政府到民间团体，从社会科学家到艺术家，都在关注着新时期的乡村建设问题。在当前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有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非政府组织实施的以环保和艺术为主题的乡村建设。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总体要求，包括“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五个方面，其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发展以乡村旅游为支柱的第三产业是新农村在当前的显著特征。
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有着美好的初衷和理论设想，在实践中也起到了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主体部分，且南北差异明显，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区域文化孕育出不同的乡土文明和村落形态。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在推广实施之后，各地都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新”建设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推平旧民居、兴建新楼房，让农民进新村、进楼房，从前或聚集或散落的村落居住模式转变为集中的社区模式。这种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环境，但同时也为农民的现实生活带来了不便，如牲畜、农具无处放置，传统的灶台、燃料不再适用等，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村落的传统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全国整齐划一的“新农村”建设，造成的局面是全国农村的“千村一面”，村落不再具有独特的区域特征。
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到当前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如以“北京绿十字”为代表的以环保为主题的乡村建设实践和以艺术家为主体的艺术乡村建设实践。
“北京绿十字”由艺术家孙君于2003年创建，在乡村建设实践中，从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入手，根据具体村落的特征设计和规划发展策略。其目标是重建生态，培养民力。所谓“重建生态”就是将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培养民力”即通过对农民思维方式得引导和行为能力的培养，从生存能力、发展能力、环境能力和教育能力入手，开展综合能力的培训，培养新干部、新农民。在“绿十字”的实践案例中，多数因各种现实因素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其环保理念以及根据村落特征规划发展路径的理论设计是值得肯定的。
艺术乡村建设在近几年广受关注。这是由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的一种实践探索，旨在以“艺术推动村落复兴”，通过当代艺术元素的引入促进乡村的活化，使乡村在现代社会中复活。艺术乡村建设体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实践在当前也已有了深入的探索，比如山西的“许村实践”、黄山的“碧山计划”，都是艺术家入驻村落、带动村民发展村落的著名案例。这种艺术介入村落复兴的模式为我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和途径，可以理解为中国近代以来乡村建设模式的一种探索实践，是乡村建设运动在当代社会的继承和延续。
（二）艺术乡村建设
1、艺术乡村的建设模式
艺术乡建是由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模式，旨在以当代艺术激活传统文化，以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以艺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索城乡建设和社区营造的各种可能性。这里的“艺术”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实践，而非单纯的视觉审美范畴的艺术形式。在这里，村落成为艺术介入社会的艺术现场。
当前的艺术乡建多由从事现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发起，在当地政府、基层乡村干部和村民的支持下，召集国内外艺术家以及各领域的知识精英或入驻村落，或参与项目的策划、设计、推广。所选择的村落多为历史悠久、区域特色鲜明、风貌保存较好但旅游业发展较为落后的古村落。
艺术乡建的倡导者希望改变以往只注重村落外观改造和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更加强调乡村社会文化的再造和乡村精神的重构，希望用现代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的生活、行为和观念，发挥现代艺术的文化启蒙和公民教育的社会职能。在具体实践中，他们组织专业团队修复民居老宅等传统建筑，恢复、弘扬传统节俗活动和手工艺等乡土文化，倡导保护文化遗产；整治村容村貌，引导村民实行垃圾分类处理、改造厕所，开展卫生教育，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改造闲置的公共建筑，设立艺术机构作为艺术创作基地，召集艺术家和各领域精英入驻；与大专院校合作成立工作室或实习基地；举办国际艺术节、论坛、展览等大型活动；开发农家乐、民宿、客栈、酒吧等乡村旅游休闲娱乐产业。
2、艺术乡建的案例
（1）许村计划
该计划由中国当代前卫艺术家渠岩发起。渠岩为“中国八五美术运动”时期开启前卫艺术“生命之流”的艺术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旅居欧洲，90年代末期回国。2007年开始投入“艺术推动乡村复兴计划和实践”，提出“创造新文化，救活古村落，延续传统文明，推动公民社会”实践理念。
许村计划的参与主体主要为艺术家、村民和当地政府。选址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松烟镇许村，坐落于太行山的一个古村落，约500年历史，共有490户，1272口人，耕地面积2020.5亩，主要作物是玉米和核桃。村落得名于明代，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格局和建筑以及较为淳朴的民俗风情（比如社火节、婚丧嫁娶习俗等等）。尽管如此，它又无法与平遥古城、乔家大院这样的古城名村相比，旅游业不发达，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很落后。80年代，张艺谋和吕丽萍主演的电影《老井》在此取景。除此之外，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资源优势，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不断地萧条和衰败。
许村计划从2007年开始，至今约10年历程，如今依然活跃。其标志性的项目包括：
新乡村家园——修复老宅祖屋和乡村民居，旨在重建灵魂信仰的家和安居乐业诗意栖居的家。既保持传统特色，又适应现代人居。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2010年建成，定位是一家非营利艺术机构，是以“弘扬世界人文理想，创造当代精英艺术”为目的的“国际当代艺术创作基地”。公社所在地是由村中被闲置和废弃的公共建筑改造而成的，保留了传统建筑的外观，又重新改造和调整了内部空间与设施。公社内部包括创作中心、展示中心、艺术家工作室、艺术图书馆、新媒体中心、艺术家乡村酒吧与餐馆等设施。定期举办各种国际艺术创作活动。
许村国际艺术节——第一届于2011年7月18日开幕，为期15天；2017年7月举办了第四届。两年一届。
根据媒体和当地政府以及部分学者的评价，许村计划是相对成功的。客观的说，一些项目成效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国际艺术公社”和两年一度的“许村国际艺术节”，不仅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的乡村文明和现代艺术，也在中国文化与国际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拓宽了本土艺术家及当地村民的视野。随着艺术家对村落景观的设计、修整和国内外艺术家的入驻，村落的休闲旅游产业也获得了发展契机，农家乐、文化艺术体验游、民宿、客栈、酒吧等系列旅游项目空前繁荣。
（2）碧山共同体计划（简称碧山计划）
碧山计划是艺术乡建实践中另外一个有名的案例，受到艺术届、乡村建设届以及媒体的普遍关注，对其发起人和实践成绩也是褒贬不一。目前，被媒体和业内人士认定为“失败的实践”。
该计划的发起人为艺术家、策展人欧宁和安徽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策展人、出版人、乡村建设者左靖。选址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山村，历史悠久的古村落，隶属于徽州古村落群，旅游业没有宏村、西递发达，村容宁静古朴，保持了明清格局，村落秩序井然。
碧山计划于2011年6月正式启动，创建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知识分子回归乡村，在当地创建一个共同生活的乌托邦的艺术计划，同时，探索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并寻求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的乡村建设模式。其所涉及项目有：
碧山书局——2014年开张，南京先锋书店入驻的分店，成为村落著名景点，吸引了游客。书局经常举办活动，平时开门营业，当地的孩子老人都可以去上网、看书、聊天。
理农馆——包括展厅、咖啡馆、杂货铺和主题图书馆。杂货铺做成格子铺，免费为村民销售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如背篓、火篮、浣洗竹篮、斗笠、热水瓶竹套、衡斤称两的木斗、别致的木雕窗棂、斗拱梁、阁楼龙梯等。
黟县百工（左靖主持）：——碧山计划小组通过对安徽黟县所有农村的传统手工艺进行调研，以图片、影像的形式展示当地传统民间手工艺，如养蚕、榨油、黟县小调、做火桶、打斗笠等，并将调研成果结集出版。
碧山丰年祭——2011年8月举办第一届。“丰年祭”本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一种祭祀仪式，除了向祖先神灵祷告，祈求保佑农作物顺利收获，并预祝来年五谷丰收、人畜两旺外，祭礼后还会举行聚餐、歌舞、游戏及篝火晚会等。碧山丰年祭是碧山计划的一部分，以传统的丰收庆典为基础，融合了多种文化活动。活动重邀请了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以及致力于乡土文化研究的当地学者，办学术研讨会，举办乡土生活作品展览，还有当地戏曲和舞蹈的演出活动等。
碧山计划还有一些文化产业，如猪栏酒吧，由猪栏改造而成的酒吧，很受游客欢迎，运营模式也比较成功。
碧山计划发起人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引入艺术家，将村落打造成为世界文化设计创意中心。然而，碧山计划实施没多久就遭到了各界的质疑，现在的局面，是发起人与当地政府、村民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碧山计划小组撤离了村落。

当前，艺术乡建实践处于井喷时期，各地的村庄为了寻求发展，都在积极主动地邀请艺术家入驻，并为他们提供免费或者低价的房屋和设施，邀请他们为指定村落发展规划，打造艺术基地、艺术品牌。这些项目的发起人和实施者，或者为艺术家，或者为大学设计、建筑等艺术专业的教师。
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体现了当代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文情怀。发起艺术乡建的艺术家们各自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并努力实施于现实的改造计划。但理想化的理论设计是否能够照亮现实？艺术乡建的实践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毕竟所牵涉的人和事，所遇到的不可估量因素，不是一纸策划书和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
三、对艺术乡村建设的思考
（一）谁是乡村建设的主导者？
在这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实验中，艺术家和知识精英成为事实上的主导者，他们按照自身的理想和意图设计、改造乡村，希望再造出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梦想的牧歌田园。乡村成为艺术家个体进行艺术实践的平台。
尽管他们强调村民是村落的主体，强调尊重村民的自主性和现实需求。但事实上，他们与村民之间并不处于对等的位置，并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和预期。艺术家发起艺术乡建的最初设想或许是以公益和社会效益为主，但任何项目的长期有效运行都离不开资本的助力，其最终走向必然是商业投资回报模式。在商业资本和知识精英的强势之下，村民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尚无定论，又何谈“自主性”呢？也就是说，这会不会成为裹着艺术外衣的“资本下乡”行为？如果最终演变成资本下乡，村民的利益是很难保障的。
（二）艺术家的自主性和艺术的独立性如何安放？
于村民和当地政府来说，修整村落，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实现招商引资和增加村民收入或许才是他们的初衷和目标。在项目实施的全盛时期，艺术乡建的发起者与当地政府、村民之间自然会形成利益共生关系。一旦彼此的预期利益出现不对等，他们之间的嫌隙很容易导致关系链的破裂，最终三方各自为政，致使合作计划的破产。当前的实践中，乡建团队被村民赶出村落的现象也是存在的。由此可见，外来力量介入式的乡村建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当地政府和村民的立场来看，不管是何种艺术，必然都是为他们发展地方经济搭桥铺路的，艺术不是目的，是手段和工具。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顽固地坚持自主性，那么必然与当地产生矛盾；如果艺术家放弃自身立场，迎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屈服于市场，那么，他们所倡导的“乡村文化价值重构”的理念能否实现？艺术自身的价值又如何彰显？
（三）植入了现代艺术的村落还是原来的村落吗？
从目前的案例来看，参与实践艺术乡村建设的艺术家，以设计、建筑、美术等领域的先锋艺术家居多，引入的艺术家和艺术形式多为现代艺术，很少有纯粹的本土艺术，彰显的文化更多地是符合文人、艺术家和游客理想的、裹着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外衣的现代文化（或者说被改造了的传统文化）。被强行植入的外来艺术，是否让村落水土不服？被现代艺术改造的村落，还是原来的那个村落吗？本土文化如何与外来文化相调和？艺术乡建，是本土文化价值的重构还是外来文化的植入？

艺术乡建是我国民间社会和有识之士探索乡村建设传统的延续，与自20世纪初期便开始的乡村建设实践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艺术介入村落复兴的模式也为我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和发展路径。但中国农村幅员辽阔，村落数量众多，社会结构和区域文化复杂多元，不是某一个建设模式就可以推而广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的艺术乡建，可以理解为现代艺术在追求社会化转型中艺术家的一场艺术实践行为和以乡村为主题的地方性艺术创作，也可以理解为乡村文化创意产业模式探索，但在乡村建设的宏大主题之下，这显然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小众化的实验。
乡村最终演变成何种样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乡村主体——农民创造出物质和精神都富足、舒适的生存环境，这才是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