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社会英雄类型片的中国经验

现实主义电影可分为三类：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片、现实题材剧情片和现实主义类型片。《药神》属现实主义类型片中的一个亚类型：社会英雄类型片。该类型片以为了社会正义和公众福祉、反抗固有制度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体制外英雄为主角。《药神》成功原因是人物丰满立体、题材切中时弊、主题有感召力。

本文发表于《电影艺术》2018年第5期。

在《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引发的讨论中，被提及最多的是现实主义。其实仅仅一个笼统的现实主义并不能尽释该片妙处。为了更好地理解《药神》，我们尝试提出一个多层次的现实主义电影的概念：现实主义电影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即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片、现实题材剧情片和现实主义类型片。

《我不是药神》的家族谱系和类型归属

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片的特点最符合传统界定，强调批判现实、激浊扬清，典型案例如《飞越疯人院》《盲井》《利维坦》《危楼愚夫》《我是布莱克》《我是植物人》《天注定》《大佛普拉斯》《聚焦》等。国外的此类影片往往因尖锐的社会政治批判而获得艺术的深度，成为惊醒世人的良心佳作，甚至是传世之作。但是此类影片过于尖锐的批判，在我国往往生存艰难、不容于世；而且批判现实本身是一种知识分子旨趣，受众面较为狭窄。第二类是现实题材剧情片，不追求批判旨趣，而是注重呈现社会生活的复杂多义，人性的丰富与耐人寻味，追求一种激发情感、启迪心智的多层次审美效果，典型案例如《偷自行车的人》《亲爱的》《小偷家族》《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等。这两类现实主义电影，是电影节奖项青睐的品种。第三类是现实主义类型片，对现实题材进行类型化处理，采取貌似写实的拍摄手法，但是却倾向于程式化的、更加易于吸引观众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充分发挥类型片戏剧张力大、人物形象鲜明、情节起伏大、结构工整、二元对立明显、冲突烈度强的优势；对现实的关注或批判隐藏和包容于类型化的故事中，以类型修辞自圆其说；追求类型叙事的精妙圆融，故此受众广泛，易出爆款。典型案例如《七宗罪》《迫在眉梢》《恐怖直播》《7号房的礼物》《追击者》《楚门的世界》《砂之器》《三个傻瓜》《起跑线》《我的个神啊》《摔跤吧！爸爸》《无人地带》《踏雪寻梅》等。

以上三类现实主义电影，虽然可以从现实批判力度、忠于现实的程度、戏剧化的虚构程度、情节人物主题的程式化程度等方面区分出三个子类，但三个子类却具备一种家族相似属性。比如在现实主义类型片中，尽管戏剧化的虚构比较突出，程式化定型化比较突出，也会部分地具备写实品格、批判立场、立体丰满人物、社会生活的丰富复杂多义性。同时，尽管此类影片主人公可能是颇能承载现实批判旨趣的生活艰难的小人物，但为了更加商业化，不能一味卖惨，而是采用了犯罪片、喜剧片、英雄片等类型片的故事框架和类型程式。

《药神》属于第三类——现实主义类型片，是其中的亚类型：现实主义社会英雄类型片。所谓现实主义社会英雄类型片，一方面具备现实主义类型片的所有特点，另一方面又具备特殊的程式惯例：即以促进社会正义和公众福祉的（体制外）平民英雄为主人公，且主人公虽身处弱势，但占据道义高地；为了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反抗固有的政治社会制度和惯例，或对抗既得利益集团，结果或成功或失败，但总会推动社会进步或促进公众福祉。在构成类型电影程式惯例的情节（展开的戏剧冲突）、角色、主题、场景、风格、视觉符码、社会文化冲突基础等七个元素中，社会英雄片的情节、角色、主题、社会文化冲突基础、风格是基本固定的，在不同的影片案例中，场景、视觉符码有差异。典型案例如《辩护人》《熔炉》《永不妥协》《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药神》等。不同于传统的美国西部片或者中国武侠片，因信息沟通便利导致了不同国家类型片主创们及时的互鉴学习，当代的社会英雄片具有全球化的特点，而且还处于发展完善中。明白了《药神》的家族谱系和类型归属，更有利于我们分析该片的艺术特点。

类型化人物：主角弧线和配角亮点

现实主义社会英雄片最显著的特点是：情节受写实风格所限，难以大幅虚构，所以在艺术上以人物为第一。以定型化的具备人物弧线的、立体的、谋求社会正义的平民英雄（见义勇为的义士）为主人公，配角和反派设计都服务于英雄塑造。情节可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多数时候也要服务于人物塑造。

在《药神》中，徐峥扮演的程勇就是这种平民英雄，一个起点很低，有过家暴恶行的事业婚姻双失败的油腻中年男和自私小市民，被种种外在因素激励和压迫，被世界改变，逐步觉醒本性之善；虽然中间因胆怯而放弃贩卖仿制药，但朋友的濒死惨状引发了他的悲悯情怀，又重操旧业，并逐步焕发侠胆仁心，像犯罪片中和武侠片中的义盗和侠客一样，和警察斗智斗勇；最后，在印度货源出现问题之后，甚至自己贴钱低价送药给病友们，从药贩升级为药侠，进而蜕变为一个拯救了众多慢粒白血病人的英雄，一个药神。

程勇在影片开始时的状态是：生意萧条，被催房租，前妻要带走儿子，再加上老父需要巨额手术费，一个人生陷入低谷的、事业感情双失败的loser，没钱、没爱、没尊严，而且还身具家暴和自私的恶习。这个初始状态和《辩护人》《永不妥协》《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中主人公的初始状态非常类似。要论谁更惨，只有《永不妥协》中的陷入人生绝境的单亲母亲一角，可以与之媲美。程勇在影片结尾的状态是：成为小老板，成为小弟们依赖尊敬的带头大哥、以人格魅力赢得看不起他的小舅子警察的理解、成为广大病友们心中的药侠、药神和英雄。虽然被当作罪犯送走，但车窗外十里长街送药神的高潮场面，在一种令人激动的仪式感中，为程勇封神，也让他获得了人生最辉煌的尊严，也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种高潮场面，神似《辩护人》中片尾99位釜山律师为主角宋律师起立辩护的令人泪奔的高潮场面，神似《毒家新闻》中片尾十里长街送主角灵车的高潮场面。后两片高潮场面的作用，同样是为了给蜕变升华为英雄的主角以褒奖。这些影片中主角们类似的开头和结尾证明，社会英雄片高度依赖以主角人物弧线造就的艺术感染力。定型化的人物塑造，虽是套路，依然泪奔。

《药神》的原型陆勇公开声明，自己既不是罪犯，也不是药侠，也不喜欢片尾十里长街相送的情节，因为它不真实。那么电影为什么要这么改编？为了实现更大幅度的人物弧线。创作要从后往前捋，为了塑造一个社会英雄形象，需要主角在结尾成为药神。在人情冷漠的当代中国，见义勇为已经成为罕见的品格。在制度法规的阳光难以照耀到的地方，义士和英雄对弱者来讲是刚需。为了英雄更加可信，需要在开头时压低程勇的人生和道德起点，以方便观众获得代入感，产生共情和同理心；需要在中间让他成为侠胆仁心的药贩子，成为抓捕高压下的弱势罪犯，以方便观众为程勇揪心并获得情感共振。徐峥在总结表演经验时讲，“我放大了缺陷，也放大了善良”。前面放大主角的缺陷，让人物更可信；后面放大善良，让英雄更崇高，更能感染观众。这样才能造就漂亮的人物弧线。

不仅如此，片中配角的设计，也是用来说明主角、服务于其人物弧线的。贩药团伙中的五个人按照生旦净末丑的功能来设置的：程勇是武生，丑是吕受益。吕受益是故事中的催化剂、串联人，是鸡贼精明又软弱善良的油腻小瘪三，是主角程勇的一个侧面，也是犯罪片中常见的同伙小弟，还承担了部分喜剧功能。末是刘牧师，是信仰和救赎的符号，神性和悲悯情怀的灯塔，也代表了程勇在最后才展现出来的人性侧面。程勇的成长蜕变，始于吕受益，终于刘牧师。程勇为了忽悠牧师入伙，说“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最后他本人入了监狱，践行了这句话，成了神。另外黄毛之勇，思慧之奉献牺牲，也都是程勇的不同侧面。配角都很精彩，最大的亮点在吕受益。同样是扁平化的，吕受益却比其他三人有更多变化。从狡黠喜感到无奈悲情，都准确传神，尤其是病重之时笑对死亡、泪流满面的样子，令人不禁唏嘘感叹。

类型化的情节：现实素材戏剧化

《药神》是现实题材类型化。但到底怎么“化”？类型片在定型化的人物之外，还需要程式化的情节，对素材的戏剧化处理。在类型电影中，特定的戏剧冲突是最明显的类型特征。将复杂丰富的素材进行二元对立的冲突设置，就是“类型料理”的关键。现实主义社会英雄片的情节套路是：非政府及相关体制内的社会人士，在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为了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反抗固有的政治社会制度和惯例，或对抗既得利益集团，结果或成功或失败，但总会推动社会进步或促进公众福祉。

从寻找创作素材的角度看，在当代社会中有可能做社会英雄的人，最常见的是律师、记者、公益机构人员，也可以是普通人，尤其是影片题材所涉及的行业中的普通人。比如《药神》和《熔炉》的原型是普通人，《辩护人》和《永不妥协》的原型是律师，《毒家新闻》和《惊爆内幕》的原型是记者。选定素材后，类型化的要点在于素材戏剧化：简化复杂现实、突出二元对立冲突、制造戏剧张力、突出反派、制造多回合的、有压力的冲突。情节的展开，一方面是为了塑造人物，让观众代入角色，获得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对立双方的冲突中做戏，让观众在主角和对抗力量的屡次冲突中，获得反复的情感激荡，在情感共振中获得审美娱乐体验。这种娱乐体验正是类型片不同于艺术片的关键。以《聚焦》为例，记者揭露教会丑闻的题材，非常符合现实主义社会英雄片的要求；但其处理方式是客观的、非戏剧化的，作为反派的宗教势力始终没有和记者形成有力的冲突，也难以衬托出记者的英雄形象。相反《药神》则突出了程勇和对立面的冲突，属于戏剧化处理。

因为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多种力量纠缠不清的；所以社会英雄片在将素材进行戏剧化处理时，为了突出二元对立的冲突，免不了要简化素材，舍弃一些真实、含混的东西。像《辩护人》那样大格局大开大合，正面批判国家制度的电影，在国内明显行不通。因此《药神》在塑造反派的时候，选择了卖高价药的医药代表，这让观众的负面情绪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但这还不够，因为程勇的行为是违法的，医药代表找警察维权天经地义，所以警察也是程勇的对立面，于是小舅子曹斌也成为了给程勇制造压力和麻烦的准反派，尽管在后面曹斌并不愿意做这个“准反派”。问题是这三个人谁也没有错，医药公司和警察占据了法理高地，程勇占据了社会正义的道德高地。在医疗和保险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程勇只能成为一个类似于武侠片里侠客一样的义士，遵循社会或江湖规则的社会英雄，偷偷地贩药送药，暗中和警察对抗。为了增加戏剧性，编导还按照同行是冤家的常理设置了一个假药贩子，给程勇制造麻烦。

《药神》的情节线共有15个序列。其中，仅仅“药贩夺药，自保离叛”“危机来袭，众人护全”“彭浩羅难，灵魂暗夜”“不计代价，英雄蜕变”这四个序列是戏剧性较强的段落，其他序列的着力点主要在人物塑造上。加了假药贩子这个对立面之后，《药神》情节线即使仍算不上跌宕起伏、高潮迭出，但也基本达到了一部类型片所要求的戏剧化水准。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家族相似属性的存在，《药神》虽然根据现实原型对素材进行了戏剧化的简化处理，但在主情节线之外仍然留存了现实主义电影所共有的生活质感、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艺术广度和细度仍然具备相当的感染力。假药贩子的台词（穷病）、老病友的表演（你就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生病吗），都属于此类。这些内容提升了《药神》是艺术水准，弥补了由于类型化而流失的真实感。这正是现实主义类型片的精妙之处。

类型主题及建设性的现实主义

虽然情节不如热门类型片那样精彩，但《药神》还是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原因有三点：程勇这个平民英雄足够丰满立体，人物弧线漂亮；题材触及社会热点和大众痛点，绝症患者群体的惨状和情感直戳人心，广大观众共鸣强烈；舍己为人、扶危济困、追求正义的主题具备道德感召力。

固定的主题是类型片的特点。社会英雄片的主题一般是：促进社会正义和公众福祉。虽然社会英雄片只是我们试图发现和培育的一种新类型片，但它其实有文化渊源。它的近亲是中国武侠片，远亲是美国超级英雄片、印度和韩国的社会问题片。中国武侠片中所弘扬的是：侠客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美国超级英雄电影所弘扬的是：面对威胁，勇于牺牲，追求正义，保护和拯救社区、人类和地球的救世英雄主义。印度韩国社会问题片聚焦的是：以电影改变国家，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社会制度和惯例。社会英雄片中的英雄属于社会（江湖）义士，在制度的边缘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颇似以武犯禁的游侠。程勇被称之为药侠，并非没有道理。社会英雄片中的英雄不惜以入狱、牺牲，寻求社会正义与公众福祉，也有一点超级英雄的风采。社会英雄片影以载道，注重推动社会进步，其主题和印度韩国的社会问题片类似。

社会英雄片还不能算是成熟定型的类型片，在类型片的七个要素中，社会英雄片只在情节、角色、主题、社会文化冲突基础、风格方面形成了程式惯例；而且它在各个国家呈现出的面貌也各有差异。在韩国，浸染了韩国社会批判电影的锐利，内核中总有对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现象和制度的深刻批判。在美国，则突出了个人英雄主义对社会制度、利益集团的反抗抨击。在中国，则表现为建设性的现实主义 ，弱化社会批判性，不直接硬撼政府和制度，不追求社会批判在理性层面的震撼和启发；毕竟此类影片中的社会英雄是义士，不是暴民游侠，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在制度边界之处以“共建共治共享” 的方式促进社会治理变革。理性层面流失的艺术效果可以用道德感召力和情感效果来弥补，正如《药神》的处理：触及社会问题，但却将艺术重心聚焦于英雄的蜕变升华，以导人向善的情感力量感染人，以温和的类型片修辞解决故事中的矛盾。类型片是可复制的，即使受国情所限，在国内复制《药神》不容易，但社会英雄片的类型要素已经明晰，国外一定会再出同类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