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与协商：当代中国文化型态检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当代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由三部分资源构成：一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并包含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本体文化；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不断涌入的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观念、信仰为标志的西方文化；三是经由前苏联等路径传入的批判资本主义和弘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文化的主导与协商发展格局正是在各种文化型态间的交错对话、碰撞融合中不断展开，为繁荣社会文化进步和提升国家文化实力提供了有效的、可行的发展路径。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6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当代中国文化由三部分资源构成：一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并包含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本体文化；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不断涌入的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观念、信仰为标志的西方文化；三是经由前苏联等路径传入的批判资本主义和弘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进入1980年代以后，各种文化的生长获得了充足的养分和发展的空间，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文化型态逐渐进入理性的发展轨道，呈现了主导与协商的发展趋势。所谓主导与协商，即是以国家主导文化为引领和示范，同时兼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声音与利益，从而实现文化协商发展的多元并进、砥砺前行的文化格局。

首先，国家政治改革、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齐头并进。

中国文化发展与政治、经济进程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50年代，毛泽东就曾谈过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可见，这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包涵着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实践性和广泛的渗透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中重要的主导文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们越发认识到文化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中持续对文化建设和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把民族文化发展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与繁荣，不仅是新时代下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丽生活需要的重要推手，也是增强文化自信和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

其次，从一元到多元，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转型节点，也是文化发展的分水岭。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和经济高速度发展，原来的政治化、模式化和单一化文化状态被打破，从新启蒙运动开始的“向西看”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术思潮，再到各种消费文化的全民追捧，西方文化思潮、文化观念与文化商品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精神文化，也不断地丰富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型态。

随着“文化狂欢”的理性回归，当代中国文化在1990年代进入冷静期，比如“重写文学史”、“国学热”等思潮的出现，知识分子话语开始发声，民间文化样貌逐渐显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基本形成。各种文化在交融碰撞中建构当代中国文化汇聚融合的“公共空间”，多元并存的文化思潮与文化现象成为全民的“公共财产”。正像马克思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所谓“世界的文学”在文化的角度来看呈现出两种意义：既表现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开放、共存、共享姿态，也凸显出作为具有民族独特性的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文化发展从一元到多元的路径，展现的是当代中国在不断探索、反思中走向复兴的大国风范，在面对全球一体化和多元文化交往的世界格局时，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世界的文化”展开对话，在碰撞与融合中不断丰富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内涵，促动着各种文化型态的多元化生长。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我们必须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和接受文化交往和相互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为前提，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 

再次，文化主导与协商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路径。

当代中国文化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以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为主要型态的多层级、多向度文化发展格局。

文化作为凝聚民众精神的主要手段，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因此，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必然是以坚持国家文化政策、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文化作为文化发展的主导，发挥主导文化的积极引领作用。

主导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引领，就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因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主导文化要引领着社会风尚与前进方向，从而保证文化发展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深刻精辟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点，也是主导文化作为文化引领地位的核心内涵。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的主导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主导文化在稳定性、连续性和统帅性的同时，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和群众性特征。主导文化以兼容并蓄的姿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元文化的并存，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这是中华民族文化长久以来的融合性和包容性的回归，也是新时代文化协商性的体现。协商“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从文化协商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当代文化的演进中看到这样的趋势——从单一的意识形态文化主导走向多元协商的、民主的文化道路。这种趋势的向度表达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文化选择和接受上越来越具有多元、包容的精神，凸显了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不再是壁垒分明、对立抗拒的状态，而是一种对话的、协商的文化交往状态。

精英文化是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纽带。精英文化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阶层创造、分享和传播的，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身兼文化承传与文化批判的双重使命和责任，营造容纳终极关怀、价值理想、形而上超越、人文关照的精神家园。精英文化在解释、宣传主导文化的同时，以批判和反思文化的不足、保障文化的合理发展为己任，以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提升大众的生活追求、丰富大众的人生意义为取向。

大众文化是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试金石”，它能够在主导文化的主导下和精英文化的解释中寻找生长的土壤和空间。按照约翰•费斯克的解释，大众文化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诸如广告、时装、电视剧、畅销书、流行歌曲、儿童漫画、新闻广播、室内装修乃至休闲方式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民文化和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在当前全球一体化思潮和互联网无限扩展中，大众文化逐渐失去自我的边界，文化的“穿透性”与“共时态性”促使不同民族、社会、国家、地区间的文化可以互动与共享，在推动和丰富当代中国文化向多元化、多极化的道路繁荣发展，满足了人们对人性多样化、生活娱乐化的精神需求。同时，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也造成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愈演愈烈，消解了大众文化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因此，我们的文化发展需要主导文化的主导和引领，需要精英文化的解释和宣扬，需要大众文化的理解和创新。

文化协商发展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承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契机，是不同文化间良性互动和社会稳定和谐的保障基础。因此，当代中国的各种文化型态在协商的交往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对当代中国三种文化型态的检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性发展的需要。在过去的三十余年中，文化的主导与协商发展格局正是在各种文化型态间的交错对话、碰撞融合中不断展开，为繁荣社会文化进步和提升国家文化实力提供了有效的、可行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