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套”与个性——汉代郡守墓葬建筑与装饰艺术初探

内容摘要：汉代的郡太守是郡县制地方行政体制中级别最高的官吏，是标准的二千石级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其画像石墓葬建筑与装饰，既受流行观念与家乡丧葬习俗、工匠技艺水平的制约，呈现出流行的风格与样式，又存在炫耀功名的个性化色彩，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民间的丧葬风气。本文以郡守这个特殊群体的墓葬建筑与装饰为视角，从地上碑阙和地下墓室两方面入手，以期探讨汉代墓葬建筑装饰艺术的某些特征及其成因。

关键词：汉代；郡守；墓阙；墓室

absrtact: the taizhou in the han dynasty were the highest-ranking officials in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with high political status and social influence. the architecture and decoration of the taizhou's stone tombs are not only restricted by popular concepts and local funeral customs, but also by craftsman's skill level, showing popular styles, and showing off their personal colors of fame.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omb architecture and decoration of the special group of the taizhou, starting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existing terrestrial monuments and underground tombs, we hope to explore som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the decorative art of the han dynasty's tomb architecture.

key words: han dynasty; the taizhou; tomb towers; tomb room

论文发表于《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第22辑，天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汉代的郡太守是郡县制地方行政体制中级别最高的官吏，是标准的二千石级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这个阶层的为政措施以及仕宦经历等一般为人们所关注，而他们的永久归宿——墓葬建筑，则鲜有专题研究。这大概与材料较少有关，但从有限的资料中仍可窥知他们及其家族对于流行丧葬观念的认同，他们的某些个性化特征，以及民间工匠在民众丧葬模式与官吏特殊要求之间进行变通发挥的轨迹。

画像石墓葬是汉代新兴的一种丧葬建筑，兴起于西汉中期，盛行于东汉中后期。汉代郡守的画像石墓葬与装饰，既受家乡丧葬习俗的制约，又或浓或淡地存在着炫耀功名的个性化色彩，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民间的丧葬风气。本文以这个特殊群体的墓葬建筑与装饰作为个案，为切入点，以期较为深入地探讨汉代墓葬建筑艺术的特征及其成因，盼望专家学者的指正。

一、“汉官威仪”：地上碑阙

汉画像石墓葬建筑，包括墓域地面的阙、祠堂、墓碑，地下的墓室。汉代郡守是“中央与县的中枢，上则执行中央命令，下则监督所属各县”,^[1]54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去世后吊唁者甚众，而他们的丧葬情况则因人而异。但是利用地面墓葬建筑与设施彰示“汉官威仪”，^①是官吏的画像石墓葬的一个特色。

从《水经注》等史籍的有关记载看，汉代官员墓地的地上设施一般比较讲究。如中原地区（今河南省境内）的4处郡守墓地，南北朝时期地面建筑仍比较壮观：  日南太守胡著墓地，位于今新野县境，墓前有石祠堂、有碑，“庙堂皆以青石为阶陛，庙北有石堂”。东汉延熹四年（161年）所建。^②桂阳太守赵越墓地，位于今新乡市获嘉县。赵越死于东汉建宁年间（168——172年），“（获嘉）县故城西有汉桂阳太守赵越墓，冢北有碑，……建宁中卒。碑东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俱碎，沦毁莫记。”^③蜀郡太守王子雅墓地，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区。《水经注》卷三十一《淯水》：王子雅墓地有石楼，“高可丈七八，柱圆周二丈有余，石质青绿，光可以鉴。其上栾栌承栱，雕檐四注，穷巧绮刻，妙绝人工”。弘农太守张伯雅墓地，位于河南省密县。《水经注》卷二十二《洧水》：“（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莹域四周，垒石为垣，隅阿相降，列于绥水之阴，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旧引绥水南如莹域，而为池沼。沼在丑地，皆蟾蜍吐水，石陛承溜。……” 张伯雅墓地不仅有石围墙、双阙、对兽、石庙、石碑、两石人、数根石柱、众多石兽，竟然还能引水为池，营造出墓园中流水淙淙、蟾蜍吐水、沿阶而下的园林景观。

上述4例郡守墓葬的地面设施，各具特色，但是都规模比较宏大，雕刻精美，有的甚至还有池沼等园林景观，显示出郡守阶层不凡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这些郡守墓葬往往有石阙、神道、石相生、石碑、石祠、坟冢，共同构成了墓葬的地上纪念空间，其中石阙是整个墓葬空间的入口；神道为轴线，两侧依次对称排列石兽、石人；神道末端是以墓碑、石祠、坟冢组成的祭祀空间。坟冢由地上封土和地下墓室组成，郡守墓葬中往往有高大的封土，如密县打虎亭汉墓1号墓的封土现存15米，望都2号墓的封土现存约13米，实际封土高度虽难以考证，但坟丘高度是反映等级制度的重要内容。

而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水经注》作者当时所见所闻，同为中原汉代官吏墓葬，东汉中后期郡守级二千石官吏与县令级千石官吏的地面墓葬设施并无明显差别。如安邑县长尹俭墓地，位于河南省鲁山县城西，中平四年（187）立。《水经注》卷三十一《滍水》：“汉安邑县长尹俭墓东，冢西有石庙，庙前有两石阙，阙东有碑，阙南有两狮子相对，南有石碣两枚，石柱西南有两石羊，中平四年立。”尹俭的这处墓地，有石阙、石庙、石碑，石羊、石狮，较胡著墓地、赵越墓地的地面设施为多。当然，这可能是东汉末世的景象了。史籍中有关山东等地的记载同样应引起重视。

汉代郡守墓葬的地面建筑遗存较少，其中祠堂无确切的实物遗存，墓阙则有三处遗存，集中于四川。我国至今可见的汉代石阙共有30处，其中四川盆地22处（四川境内16处，重庆境内5处），河南3处（均为神庙阙），山东4处、北京1处。四川遗存的22处汉阙，均为墓阙。其中的三处郡太守墓阙，时代均在东汉末年。即位于四川芦山的巴郡太守樊敏阙，建安十年（205年）造；四川雅安的益州太守高颐阙，建安十四年（209年）造；四川夹江的益州太守杨宗阙，具体年代不详，据其风格，一般认为是东汉晚期。

樊敏墓地于1957年发现时，地面遗存有“碑、左阙及右阙部分构件、成型石兽两具、小石虎一具、兽胚一具、龟废件一具”。^[3]墓葬至今未发掘。据此推测，当时墓地神道两侧的石像生应排列有序。樊敏碑的碑顶浮雕龙虎交结环护碑额，碑额偏右有篆文阴刻碑文“汉故领巴郡太守樊君碑”。墓阙的遗存，现在仅有左阙子母阙的部分构件。在碑和阙的附近还发现两对辟邪，其中体量较大的一对，“形体与雅安高颐阙前的辟邪极为相似”。^[4]阙上图像，《中国汉画像石全集》四川汉画像石卷仅收录一幅“象戏”，^④图像位于阙顶檐下。左边是一头大象，身披衣物；大象前有四人，与大象嬉戏。中间偏左的大树下，有三人观看。右边有几人表演。高颐阙早在1961年便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阙的建筑形制是汉代仿木构石阙的典型，在现存汉阙中是“画像数量最多、配置最典型也最复杂”者^[2]300、311。两阙均为子母阙，相距13米。东阙残破，西阙的子母阙俱存，通高5.9米，由座、身、楼、顶四部分组成。“阙前有大石兽即辟邪一对和四个小石虎”。^[5]214现存有石兽一对、双阙、神道、碑、坟冢，其中墓碑和阙相距163米，两阙相距13.6米，墓地比较开阔。杨宗阙中的母阙，现存高度5.15米。

以上三处郡守阙，从建筑式样到装饰风格，与同时期同地域的汉阙比较，均属于上乘之作。信立祥先生在《汉画像石综合研究》一书中，按照子（耳）阙的有无，将汉阙简单分为两类^[2]295。孙机先生认为汉阙的形制和等级相关，认为“一般官僚可用一对单阙，诸侯、两千石以上用一对二出阙，由一主阙与1子阙构成，皇帝用一对三出阙，由1主阙与2子阙构成。”樊敏阙、高颐阙、杨宗阙均为子母阙，为高等级的阙。高子期《秦汉阙的分类》一文中，论及仿多层（楼阁）的阙时，在“仿木构造”一节将之分为三类：1、单檐单开间式；2、重檐单开间式；3、重檐多开间式，冯焕阙、夹江杨氏阙、樊敏阙、高颐阙等8处即属于此类。他在“斗拱使用”一节，将有斗拱的汉阙分为三种：1、简单斗拱；2、复杂斗拱，冯焕阙、夹江杨氏阙、樊敏阙、高颐阙均在此列；3、带有地袱，设栌斗者，樊敏阙、高颐阙属于此类。^{[6] 75—78}

四川渠县的冯焕阙、沈氏阙，年代较早，墓主也是官员，级别较太守为低，墓阙的高度、形制、图案装饰有一定差别。冯焕曾为豫州、幽州刺史，121年受人陷害死于狱中。冯焕阙顶盖脊饰已佚，通高4.6米。沈氏阙于东汉延光年间（122—125年）建，为双阙，两阙相隔约22米。在建筑竖向上来看，现存的樊敏阙、高颐阙等郡守阙较一般官吏阙要高，而且结构复杂，都为重檐子母阙，仿木斗拱且带地袱、栌斗，显出较高的建筑等级。但是从建筑装饰上来看，不同等级的官吏阙，官吏与平民阙，图像内容与装饰边框可以完全相同，譬如高颐阙中反复出现的车骑出行图也见于绵阳扬氏阙中，沈氏阙东阙楼部所刻董永事父图，见于离此阙不远的蒲家湾无铭阙。因为它们出自同一批专业画匠和工匠之手，并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显示出四川地区特定的流行样式与艺术风格。

作为地上纪念性空间，阙是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们根据考古发掘的碑阙遗存，也可以推断出郡守墓葬当年的整体规模，阙、祠堂、坟冢按照一定的尺度比例有序排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序列；在建筑竖向上，石阙和坟冢封土的高度也遥相呼应。郡守阶层的身份地位和功名意识使得他们更加重视地面墓葬设施的建设，其建筑形制一般比较完整，高大的坟冢气势宏伟，碑阙、祠堂等具有纪念性建筑彰显了墓主的郡守身份和政治地位，雕刻精美的画像铭记官吏的政绩与生活，利于子孙祭祀，便于上冢者瞻仰其“汉官威仪”。

二  “左宫”与“右府”：地下墓室

汉代郡守的墓，典型有河南唐河新店的桂林太守冯孺久墓，建于王莽天凤五年（18）；陕西有绥德黄家塔的辽东太守墓，建于和帝永元二年（90）；绥德苏家圪坨有西河太守杨孟元墓，建于和帝永元八年（96）；以及山东诸城前凉台的汉阳太守孙琮墓。

冯孺久墓建于王莽天凤五年（18），是目前发现的汉代最早的纪年汉画像石墓葬。墓室为砖石混合结构，在主室左、右、后三面构筑相通的回廊。墓室东西长9.5米，南北宽6.15米，墓室最高处达3.14米。有画像石刻35幅，主要为减地浅浮雕技法雕刻。主室中柱上刻“郁平大尹冯孺久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柒日癸巳葬千秋不发”，标示出墓主人的身份。题记分布墓中各处：“郁平大尹冯孺久车库”、“郁平大尹冯孺久臧阁”、“中大门”、“南方”、“北方”、“西方内门”、“东方”等字。“方”通“房”，车库、藏阁、北房、南房、东房，方位、用途清清楚楚。在“车库”中出土有车上的饰件，说明此处名副其实。墓中的拜谒图，在东汉画像石尤其是祠堂后壁的醒目位置经常出现，而在西汉中后期的画像石墓中较少出现。墓中南阁室南壁有两幅拜谒图，北阁室北壁又有一幅拜谒图。右边，有执桴敲鼓者，有持彗者；左边，主人戴冠着袍，正面而立，左手扶剑，右手前伸，向左边跪拜的两人示意。拜谒图在不同位置反复出现，形成呼应，突出的是墓主人的地位与威严。

与同时期同地域同种墓葬形式比较，冯孺久画像石墓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比冯孺久墓时代稍早的南阳杨官寺墓、唐河针织厂墓均为回字形墓。三座墓葬的基本形制相同，因此有学者据此推断这两座墓的墓主人为两千石官吏。但冯孺久墓规模最大，而且在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墓顶形式——砖券穹窿顶”^[7]13，室内空间明显扩大，可以根据需要构成不同的平面，显示出较高的建筑技术水平。汉代诸侯国的相亦为二千石官吏，墓葬似有一定的相似性。东汉彭城国相缪宇墓，墓园“依北高南低的山坡地形修筑，周围有石砌墓垣”，^[8]有一定气势。墓室为纯石结构，总长7.2米，宽4.65米。有前室、后室、回廊，回廊形制与冯孺久墓相同。画像石位于前室门楣和后室门两侧。后室门口上方横额刻铭文曰：“故彭城相行长史事吕长缪宇……”，下文有残缺。缪宇墓与冯孺久墓两处墓葬，似说明二千石官吏的画像石墓葬有一定程式。

但绥德的西河太守杨孟元墓，则与冯孺久墓形制不同。杨孟元墓墓室为石仿砖结构，面积并不大，全长7米，宽2.7米。有前室、后室，前室穹窿顶，后室券顶。画像石主要用于前室、后室之门。^[9]标示这座墓主人身份的文字，刻在墓中最醒目的关键部位——前室后壁正中间的石柱上。后壁由横额、两侧柱、中柱和基石组成，中柱石自上而下隶体阴刻曰：“西河大守行长吏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一日作”。杨孟元墓将标示墓主身份的文字刻于前室后壁正中间的石柱，同于冯孺久画像石，但在布局上却不是回字形，而是采用常见的前后室布局。而这种布局与庶民无异，晚于杨孟元墓八年的绥德县平民王圣序的墓，其墓葬结构（前后室结构，前室有短甬道）、画像石数量（9块）、分布位置（墓门5块，后室门4块），与杨墓基本相同。杨爱国先生以此为例，告诫研究者不能仅根据墓葬的形制和规模判断墓主身份。因为“当时的丧葬礼俗中，并没有规定不同身份的人必须用不同的墓葬结构与规模，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和喜好自行决定”。^[10]6确实如此。但官吏墓葬一般有能力较庶民墓为繁复。王圣序墓与杨孟元墓的类似，或许并非当时丧葬的常态。

陕西绥德县黄家塔七号墓，1983年出土画像石16块，分布于墓门与墓前室东耳室、西耳室的门面。西耳室横楣石左端刻“辽东大守左宫”六字，东耳室横楣石左端刻“辽东大守右府”六字。^{[11] 199—201} “大守”即太守，“左宫”与“右府”显然也是对应的。“左宫”与“右府”显然是模仿太守生前官府宅第而设，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两处横楣石是两种字体，且字小图大，画面占据绝大部分，文字不醒目，似乎以注解的形式出现，并不像冯孺久墓与缪宇墓那样，刻意标示墓主人的身份。

山东诸城前凉台村孙琮墓属东汉中后期。该墓发现于1967年，^[12]属于东汉中后期墓葬，年代约在东汉顺帝、桓帝时期（126—167）。^[13]墓室为砖石混做，由墓门、前中后三室、前室的两耳室、后室的三个后仓和一个东侧室组成。各主室之间有甬道相连。除墓门、甬道用石材外，其他部位全用砖砌。墓中画像石有一块上部残缺的石头，右上边题记残存“密都乡安持里孙琮字威石之郭藏”，专业人员在对该墓进行调查时，题记上尚有“汉故汉阳太守青州北海高”。^[14]两处文字合读，是“汉故汉阳太守青州北海高密都乡安持里孙琮字威石之郭藏”，太守身份是明确的。

孙琮墓的门楣、门扉图像为卧鹿、朱雀等，与一般墓并无二致。甬道图像中场面宏大的庖厨图、乐舞百戏图，亦为大型墓葬中所常见。特殊之处是其中的庭院图、拜谒图、上计图、髡刑图。庭院图有三进院落，大门外双阙耸立。一进院和二进院中刻画出水流，并有人泛舟其上。拜谒图中，最上方正中刻画出墓主人孙琮的形象，下面有很多等候接见的官员，蜿蜒排列于堂前与庭院中。下边刻三层楼房一座，每层均有数人或数十人等候。髡刑图为大规模的行刑场面，在画像石中很少出现，显然与墓主人的特殊身份有关。

其它还有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河南荥阳苌村汉墓、山东沂南汉墓等汉代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和画像装饰推测为两千石的郡守墓葬，这些墓葬建筑形制比较复杂多样，但以多室墓为主，画像内容丰富。特别是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1号墓，规模宏大，由墓门、甬道、前室、中室带三个侧室、后室组成，根据《水经注》的相关记载，有学者推测为弘农太守张伯雅墓葬。

有的郡守也使用画像石棺作为葬具。四川合江胜利乡菜坝村一号石棺的墓主，即是“东海太守良中李少尹”。^[15]

上述郡守画像石墓葬，应当具有典型意义。郡守地下墓室空间布局复杂多样，既有前后主室、侧室的布局方式，也有前后主室带回廊的布局方式。但是这些地下墓室大都模仿郡守的生前官府宅第，既有前堂后寝的典型布局，又设有“左宫”、“右府”的左右耳室，配置车库和藏阁，壁面和藻井都饰有精美的画像雕刻，在画像中常有标记官职身份的文字出现，显示出郡守生前的政治生活和对死后生活的理想追求，成为官员墓葬的特有景观。

三、“格套”与个性

汉画像研究中，有所谓“格套”的说法，认为汉画基本上有许多套装的主题以一定的构图方式组合而成，一般工匠依养画葫芦即可。^{[16] 141}若将这个概念的范围扩展一些，不单指构图的认识，实际上丧葬建筑的构建组合，同样有成规格式可循。

目前郡守画像石墓葬资料有限，但在画像石集中出现的四个区域，即四川盆地、河南、陕北、山东，均发现有郡守的画像石墓葬，^⑤说明这种墓葬形式为郡守阶层所认可并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意义，与东汉诸侯王墓形成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汉画像石墓葬的墓主包括不少官吏，绝大多数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他们的心态和价值观在史籍中了无踪影，在画像石中却体现出来，我们能够据此了解当时的群体心态与个人追求。换言之，郡守画像石墓葬中所体现的流行观念与个性化的内容，本身便具有史料价值。

画像石建筑的格式化，与技艺的限制有关。汉代民间的画工、石匠专业性较强，轻车熟路，惯性操作。从墓葬形制到图像模式，他们已经烂熟于心。传统制作相沿已久，独立的量身度做的墓葬与图像设计则比较困难。

郡守墓室以多室墓为主，形制多样，规模大小不一，受到时代、地域、流行观念和技术水平、财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冯孺久画像石墓为前后主室的回字形布局，似乎是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南阳地区官吏墓葬的流行做法，而杨孟元墓、辽东太守墓、孙琮墓则为前（中）后主室的多室墓常见布局。但是这些墓室设有“左宫”、“右府”、“车库”、“藏阁”等侧室内容，明显是模仿官吏生前住宅形制，又使得郡守墓葬具有了一定的共性特点。

从装饰图案的流行与否去判断郡守墓葬是体现了“格套”还是个性，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罗二虎先生在对汉画像进行分类时，认为：“一般来说，普遍出现的画像应是当时流行的丧葬观念的反映，而很少出现的、较为特殊的画像则常常可能是表达了墓主或其家属个人的愿望，体现出墓主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7]153-154这种分类法有启示意义。汉画像石中出现频率最高、流传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图案，即代表了社会流行的丧葬观念。庖厨图、宴饮图，羽人图、西王母图，便是画像石中出现最多的图像。一个是延续人间生活，一个是幻想仙界的逍遥，这两方面的内容具有普适性，为社会各阶层共同认可。因此，从画像石墓葬建筑到装饰风格，从地上碑阙到地下墓室，整体而言，汉代郡守墓葬与下级官吏以及平民并无根本的不同，只有规模大小的差别，装饰内容的繁简不一。而且东汉后期的大型画像石墓葬基本上不是官员墓葬，与此期豪强大族的发展，势力的增强有关。 

但官吏毕竟不与庶民同。西汉中期以后，官吏队伍中儒生的比重日益增加，官员与炫耀特权的诸侯王与权贵不同，与炫耀财力的豪强大姓富商大贾也不同。他们是恒定的儒生群体，对功名的追求，不仅是个人的需要，也是家族的需要，光宗耀祖的需要，他们在身后世界也要体现出自己的功名。所以，在格套中有变化，共性中有个性。河南荥阳苌村汉墓中，墓室壁画中有墨书题记“巴郡太守时车”、“济阳太守时车”、“齐相时车”等，表明的是墓主人曾经的辉煌。^[18]河北望都所药村一号墓，前室四壁以及前室与中室之间的通道两侧上栏描绘十余位属吏，均署有官职，可以推测墓主生前具有一定的官秩。^[19]郡守墓葬中标明死者生前官职，刻画仕宦经历，这是对逝者一生政治成就的肯定，也是家族的荣耀。

郡守的画像石墓葬中，相对于地下墓室的建造，似乎更重视地面的碑阙神道等营建，石象生、石阙、祠堂、墓碑、坟冢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序列。在这个空间序列中，彰显“汉官威仪”的碑阙、祠堂无疑是地上纪念空间营造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些建筑面向社会，便于观瞻，在民众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在建筑装饰图像中，亦会选取反映死者生平的画像内容，结合仕宦经历，形成其独特的个性。如樊敏主阙檐下有“龙生九子”画像，是同时期该地区比较独特的汉画题材，有学者考证此图源于云南永昌郡古哀族神话，反映出樊敏曾任永昌长史的经历。

研究汉代坟墓艺术，较大的局限性是墓葬原有环境的破坏，完整资料的缺失。由于年代久远特别是盗墓等因素，汉墓十室九空，除了帝王因山为陵、“凿山为崖”难以盗掘外，汉代画像石墓保留原貌的不多，墓中随葬品程度如何，难知其详。画像石墓葬较之其它墓葬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它的材质坚固与图像丰富。它以金石之固镌刻下时人的生死思索与理想追求，在根本上突破了物质生活的局限，能够以图像的形式囊括天地万物，让墓主人的“延续”人间生活，进入不朽境界。赖画像石墓葬的保护，使我们得以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得知汉代郡守这一个特殊群体及其家族曾经的生死思索与价值观。

图片来源：

图1 四川雅安高颐阙立面图（采自潘谷西《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76页）

图2 冯孺久画像石墓剖面图（采自《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2）

图3山东诸城前凉台村孙琮墓谒见图(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册，图124)

注释：

①四川芦山的巴郡太守樊敏墓，碑阴刻有门生故吏的名字，彰示“汉官威仪”。

②《水经注》卷二十九《比水》.

③《水经注》卷九《清水》

④见《中国汉画像石全集》第7卷，图版90。大象在此具有了神灵属性，有“天降祥瑞”之意。

⑤四川盆地高颐等人的碑阙，河南、陕北、山东的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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