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1978年出生,山东潍坊人。2001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2002~2005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系话剧理论专业,师从孟繁树、刘彦君。毕业后留院并在院科研处《中国艺术年鉴》编辑部工作10余年,于2016年4月份调入院曲艺研究所。曾任《中国艺术年鉴》话剧卷主编、《中国艺术年鉴》曲艺卷主编。 在《中国艺术年鉴》工作期间,致力于当年度话剧类和曲艺类相关内容的搜集、整理、编纂和出版工作。2005年始,参与编辑部的成立和年鉴体例的制定与梳理工作。2009年至2014年,承担着《中国艺术信息学报》当中话剧类和曲艺类的编辑工作,每月一期,每期1万字。共计60期,60余万字。2014年至今《中国艺术信息学报》合并为双月刊,共计完成编辑工作18期,20余万字。编辑部从2011年开始正式出版《中国艺术年鉴》,已经顺利出版《中国艺术年鉴•2011年卷》、《中国艺术年鉴•2012年卷》、《中国艺术年鉴•2013年卷》、《中国艺术年鉴•2014年卷》;《中国艺术年鉴•2015年卷》和《中国艺术年鉴•2016年卷》已经编辑完成,进入出版程序;《中国艺术年鉴•2017年卷》正在编辑当中。本人目前依然兼顾着年鉴工作中的曲艺门类。 出版著作包括个人传记类:《一杆到顶》、《美不胜收》、《云淡天青》等;非遗档案类:《非遗档案——宜兴紫砂壶制造技艺》、《非遗档案——山东景芝酒酿造技艺》、《非遗档案——潍坊红木嵌银制作技艺》等。 发表文章,论文共计10余万字。主要有《话剧的观众本位研究》、《2011年话剧综述》、《2012年小剧场话剧》、《2013年话剧综述》、《2014年话剧综述》与《潍县说书艺术发展探究》等。
摘要
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评书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北方评书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评书的传播在曲艺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评书在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日益严峻,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北方评书发展堪忧,没有新作品,缺少接班人,评书未来的发展该何去何从。
关键词:北方评书;传播
本文发表于《艺术教育》2018年第9期
北京评书是北方评书的主体,它形成于北京,盛行于京、津、冀和东三省等地。北京评书早期为一人坐在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为道具,身着长衫。至上世纪中叶,渐渐变成站立说演,衣着也不再固定。传统评书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正式表演时,以叙述故事并讲评人情事理为主。与其它采用不同方言或者少数民族语言说演的同类曲种相比,评书存在着传播上的极大便利,拥有更加多的受众群体。
综观北方评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是明末清初时期。这一时期是北方评书的开创时期,代表人物是柳敬亭及其弟子王鸿兴。关于他柳敬亭的生平经历,沈龙翔《柳敬亭传》载云: “敬亭名逢春,字敬亭,面多麻,人皆以柳麻子呼之。本姓曹,泰州曹家庄人也。李公三才开府泰州,缉地方不法,长吏以逢春应,时年十七八岁一恶少耳。开府轻其罪,乃出亡,云泰兴,佣于某,久之意不乐,遂去。游四方,至宁国,醉卧敬亭山下,垂柳拂其身,遂慨然曰:‘吾今姓柳矣,即号敬亭可乎?’于是名逢春,号敬亭焉。偶闻市中说弹词,心好之,辄习其说,遂以说闻。”这里的“说弹词”其实就是说书,因此,柳敬亭后来被誉为大说书家。他从师莫后光,颇得真传,擅长说《水浒》、《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技艺卓绝,炉火纯青。周容《春酒堂文集?杂忆七传柳敬亭》载云:“癸巳借敬亭于虞山,听其说数目,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在观众眼前,但见说书人物,不见说书艺人,像莫后光说的:“听者倘然若有见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说书说到这般境界,可谓出神入化。
一些评书蓝本显示,当时市井社会业已出现了靠说唱维持生计的艺人,他们穿梭于酒家和青楼间,依靠说书度日,实质上可以算作评书艺人。这段时期,评书便是得益于这些民间艺人走街串巷在各个不同的地区说书得以传播。
敬亭之后,虽无敬亭,却有他培植的桃李,其中应该一提的是承前启后的评书名家王鸿兴。柳敬亭擅说《水浒》、《三国演义》、《精忠说岳》等,技艺卓绝,炉火纯青,而王鸿兴起先学的是唱大鼓书,后北上遇柳敬亭,受其指点,艺术大进,才逐渐成为北方评书大家,更是被后世评为北京评书开山之祖。王鸿兴一共收了八个学生,所谓“东收三臣,西收五亮”,其中“三臣”安良臣、邓光臣,何良臣,就是评书的第二代传人。
第二是清末民初时期,这一段时期是北方评书奠基时期,代表人物有双厚坪、潘诚立等,其中,双厚坪更是被评为“评书大师”。双厚坪,艺名双文星,所会书目甚多,最拿手的是《隋唐》、《水浒》、《封神榜》、《济公传》。他的艺术风格细腻、风趣、透僻、生动,最善于描绘细节,于细微处显神奇,尤以刻画人物见长,与戏界大王谭鑫培、鼓界大王刘宝全并称“三绝”。他说《隋唐》,说到秦琼发配到北平,遇见姑母,把他们之间悲欢离合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艺术功底极为深厚。
这一时期,已经成型的评书艺术迎来了大发展,那算是评书发展的繁盛时期,名家辈出,书目众多,书目众多,书棚书馆遍及城乡。在清代,北京没有评书茶馆,说评书的都在马路边上,拉场子露天讲演。西单牌楼、东单牌楼、东四、西四,后门外、交道口,都是评书场子。自从庚子年后禁烟直到民国二十年前,北京的评书馆子,才渐渐兴旺。但民国二十年后,在茶馆说书越来越不景气了,说评书的都开始“撂地”了。究其原因,连阔如说:“闲散阶级的人,日日见少。听评书必须有闲功夫。闲人少了,说书的座儿,也受影响”,所以很多说书的人“迎合听主,往天桥上地,来个说书的大比赛”,好听书的人们,趁此机会,又逛天桥,又听评书。[1]据资料记载,当时“撂地”说书人说《三国》,便万人空巷,把街道围得满满的。另外,评书与相声也有很大的渊源,尤其是单口相声和评书的“片子活”技巧几乎相同,有些相声的“段子”也来源于评书章节。评书俨然已是当时最流行的文化。
这一时期还应一提的是石玉昆,石玉昆并非评书艺人,但他整理、创作的《三侠五义》却是后来评书的重要书目,在评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是20世纪30---40年代,这一时期,北方评书空前发展,走向兴盛。此时名家辈出,杰作荟萃,著名人物有王杰魁、连阔如、陈士和等,都是独具特色,各领风骚的评书名家。例如王杰魁,青年时代就开始在北京说评书,渐渐享名,最拿手的书目是《七侠五义》。如果说,评书以细腻为艺术风格特色,那么,王杰魁则是细中又细。他说书,吐字慢,像在拉长音,娓娓说来,别具艺术魅力,又善于使用“变口”,用不同的方音刻画人物。再如连阔如,早年从师李杰恩学说《西汉》,后来又向张诚斌学说《东流》,抗日战争前即以《东汉》享名,《三请姚期》、《马武大闹武科场》、《战昆明》等片断最为精彩。他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特别是吸取京剧的表演技巧,丰富了评书的表现力。他的说功、做功、打功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是摹拟马跑、马嘶,堪称一绝。
并且,这一时期的评书艺术,从北京逐渐走向北方许多城市,形成了阵容可观的北方评书队伍,评书艺术也逐渐从书场、茶馆走上广播电台,听众面空前扩大。例如在电视上说评书的第一人田连元。1980年,田连元录制了广播评书《杨家将》,播出效果非常好。1985年,辽宁电视台正式上线电视版田连元评书《杨家将》。1987年,北京电视台也开始播放田连元的《杨家将》,用媒体的话说“当时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
传统评书宝库中的许多脍炙人口,传诵不衷的杰作是这一时期形成的,至今仍在演播,拥有广泛的听众。当时由于娱乐方式的缺少,广播评书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农村你会看到农民端着饭碗在电线杆下听评书的文化景观。“有井水处皆听评书”成了当时的一种真实写照。客观地分析,这与当时的艺术形式比较单一,文化娱乐活动不丰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评书的内容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精神追求和道德标准。[2]但是,针对这种现象,1995年戴宏森所发《电视评书的发展与展望》一文所示:在电视上播出评书极大地拓宽了北京评书的艺术竞争天地,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势必加速优胜劣汰,但也可能造成说书队伍的缩减;同时,在电视中演播评书,切断了演员现场与观众的直接交流,不仅会大大减少反馈信息与有益营养而影响打磨与提高书艺,而且会无法施展乃至废弃“把点开活”与“临场现挂”等等艺术优长。
第四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评书艺术产生了质的飞跃和里程碑的拓新,逐渐迎来它的全盛时期。这时,涌现了一批技艺精湛、深受欢迎的评书演员,如陈荫荣、袁阔成、李鑫茌、姜存瑞、田连元等。他们各有特色:陈荫荣表演细腻、逼真,尤擅运用典故;李鑫茌艺术功力深厚,表演细腻、平和;而袁阔成则是热闹火炽、幽默风趣。文革以后,以刘兰芳《岳飞传》为突破口,评书艺术得以迅速复苏。不论传统评书,还是新编评书,都获得空前的发展,评书园地呈现了百花吐艳的动人风貌。
在这个阶段,完成了评书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过渡,并获得飞跃性的发展。从评书艺术队伍看,老一辈的评书艺术家焕发了青春,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书坛之上,而新一代评书新秀茁壮成长,崭露头角。传统评书经过鉴别和整理,面貌一新,新编历史评书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评书不断涌现,成为评书百花园里的奇葩。
而且,评书走上了电视屏幕,出线了田连元、单田芳,袁阔成“三分天下”的盛况。这种新的表演形式,既有别于书场,茶馆的艺术氛围,又不同于有声无形的广播评书,它的表演体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革,创立新的评书世界。
针对评书艺术的传播历史,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曾在《新时期有关北京评书发展的论争与思考》一文中写道:“仔细检视北京评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近40年间的创演发展,不难发现,由于演出及传播主要方式的重大变化,事实上存在着‘冷热不均’的状况和‘新旧两极’的特点。所谓‘冷热不均’,一方面是说,茶馆书场的传统演出方式整体遇冷,而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络等媒体与介质的录制和传播逐渐趋热;另一方面是说,普通演员的演出活动比较冷寂,而大家名流的节目播出持续热络。所谓‘新旧两极’,一方面是说,依托传统节目改编演播的内容比重较多,而新编原创的长篇节目普遍较少;另一方面是说,老一辈的艺术家录播节目频繁而且活跃,新生代的年轻从业者人数极少且很难立定脚跟。同时,即便是那些看似较‘热’的地方,也不时映射出无法乐观的隐忧。”[3]也正是这种两难,使得北方评书的传播历史与研究,一直成为新时期曲艺创演和承续发展的焦点性话题之一。
传播评书的意义在于传播它背后的文化,各地的说书人以自己的母语对人说著不同的故事,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份,历史悠久,现在流传下来的传统评书,都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的特征。它汇集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既是历代评书艺人的心血结晶,也是群众性的艺术创作成果。广大的听众通过听评书,养成了借鉴历史、反思今世的良好习惯,在汉文化圈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增强了汉文明的影响力。
评书的孕育、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条件,对评书的研究,自然有助于对社会史的了解。“古事今说,佐以评论”是评书艺术在传播中的重要特征,从论古而谈今,收醒世之效果。说书就是讲故事,按照本雅明的理解,讲故事是人类传递和交流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评书贵在“评”,精在“评”。可以说,以北京评书为代表的中国评书艺术,是最具中国民族特点、最富中国审美特色的艺术类型之一。如果说娱乐有效地组织了农民生产劳动之外的日常生活,和秧歌比较,说书更是一种经常性的活动。韦勒克、沃伦说:“在原始社会,我们甚至不可能把诗歌与祭典、巫术、劳作或游戏分开。文学同时还有它的社会功能或‘用途’,那是不可能纯属于个人的”。说书史家陈汝衡写到柳敬亭处也多感慨:“其艺术造诣之精,邀人赞赏,然尤在当时士大夫避寇南下,怆怀国事,不能自己,柳为豪滑大侠之说以进之,于游戏三昧之中,实寓警惕国变之意。故能动人心魄,发人深思。余意其说书时必插入一部分民族思想材料,惜士大夫仅视为茶余酒后排遣之资,终不能振聋发聩也……”
研究评书传播的意义,有助于推动评书艺术理论的建设。目前,导致评书低迷的原因很多,其中学术界对评书艺术关注不够,是重要原因之一。学术领域的“缺席”和“失语”使得评书理论自身建设不足。评书艺术发展的不自觉和理论的不自觉不无关系。对此,许多评书工作者希望通过对评书历史的研究,使学界高度关注评书理论的建设。而且,研究评书传播的意义,还有助于评书艺术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树立并坚定评书艺术在未来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信心。现代社会,日新月异,新的科学技术不断产生,也不断催生新的艺术样式,人们的审美情趣也有变化和提高。作为传统文化的评书艺术在客观上受到严峻的挑战,评书目前的低迷状态,让人们怀疑它的生命力。评书是否可以长期存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成了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评书要想生存,就必须认识到时代的特征和自身的不足。评书如何充分表现自身的审美内涵,如何更好地跟上时代的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进入21世纪,随着百姓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开始走了下坡路,随着老一辈评书名家的逝去,缺少新作品,书坛也后继乏人。加之网络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丰富,特别是我国目前电视剧的年产量已经近千部,这无疑进一步挤压了评书的生存空间。反观评书,因市场模式化运作困难,书场演出已近消失、渐渐淡出电视,仅有广播评书、电子评书还在勉力支撑。而且,广播评书、电子评书本身也带有极大的话题性。有观点认为“现代传媒包括广播电视互联网及磁带cd和mp 3等等,对于北京评书在现代社会的演出传播,发挥了空前便利的推助作用”,但也有不少观点认为,评书缺少了茶馆与书场式的演出阵地,不但使业界对于传统节目的依赖更加增强,较少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必要的原创与积累,而且给新节目的原创、新人才的培养、新业态的形成和新生态的培育,带来了极大地挑战,令评书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
谈起当今的中国评书,评书表演艺术家袁田说:“比起新中国成立后评书兴盛时期的上世纪60年代,现在曲艺团少了,评书演员就更少了。那时各省市都有曲艺团,评书名家人才荟萃。现在,生活中的娱乐节目很多,评书表演却很少。评书表演受冷落的原因,在于它全凭一个人表演的单一形式。一个好的评书演员应该是杂家,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通晓天文地理,熟知风土人情。这就要付出很长的时间学艺,时间长,见效却很慢,而且待遇低。比如一个评书演员创作一部作品,从创作开始到登台表演,付出的精力很多,可是每段书的稿费只有一百多元。收入少也是评书表演队伍人员流失的原因之一。记得父亲在世时曾说过,现在全国的青年评书演员加在一起还不到30人……”
评书大师刘兰芳认为,评书就是书馆艺术,没有书馆就没有评书。但如今,书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成了往事,许多人对评书的记忆停留在70、80年代。连丽如在十几年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悲观的预测说,“评书还会活着, 但它会越来越差”。而如今,评书也正像连丽如预测的那样,虽还活着,但出路越来越复杂。
吉林广播电台郑宗曾将评书市场萧条归结为三个原因。第一,没有好的评书作品。传统的评书角本分为两种,一种叫墨客,就是有成品的书藉,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这些都是已经出版发行的文学作品,说书人在原作的基础上加工再创作。另外一种叫盗本,而评书传承中真正的精华正在于此,过去的老评书艺人讲究流派传承,这里面不只是传承的播讲技法,更重要的就是传承这些盗本,行话叫册子。但在文革时期,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大量的评书册子失传,而现代的很多评书相比之下就缺少了一份沉淀和传承。第二,是没有好的评书演播者。评书讲究三分讲七分评,评书艺人评的部分更能体现出艺人的文化底蕴。一个好的评书艺人一开讲就是几个小时,还要一连讲上半年,如果只是讲书上的内容根本不够,往往是一部书越讲越厚,不停地加入新鲜元素。但是如今的评书播讲者就差得太远了,不要说天文地理五行八卦,就连文学历史精通的都少之又少。这就造成他们在播讲作品时只能按照原作讲,不敢增删一个字,更不敢加入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所以一部书越讲越薄,听起来索然无味。第三,是缺少理论和政策的引导与扶持。目前,导致评书低迷的原因很多,其中学术界对评书艺术关注不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理论来源于实践,然后再指导实践,但一直以来学术领域对于评书艺术却处于缺席和失语状态,几乎见不到有关于评书的理论作品问世。[4]
但是,令人可喜的是,虽然目前由于传承、宣传等问题使评书艺术未能发扬光大,比之京剧已经天壤之别,但在广播电视上日渐萧条的评书,在新兴媒体网络上却如火如荼,涌现出大量的评书网站。虽然很多播讲者还很稚嫩,处于初级水平,但其创作热情和才华却让我们看到了评书艺术的生命力和希望。评书也算得上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主要的传播力,这种影响直至今天都没有消解。
不过要注意的是,互联网+评书艺术,不是简单的加法,一是评书要适应网络传播的特点与规律,网络评书的播出时间、内容结构只有适应互联网才有发展的可能,尤其现在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碎片化阅读”方式,过去一段几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评书,是否适合人们在网络上收听收看,是需要考量的,而且时间长短的改变也意味着评书结构要随之调整;二是网络评书的观众也是年轻网民居多,我们必须要深思,是用网言网语来改编评书,还是传承评书的传统语言体系,谁为主谁为辅,一定要明确,不然很可能将评书流于“有声小说”;三是不断创作新的评书段子,丰富其内容和精神内涵,使评书艺术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并体现时代特点,即便是传统的评书段子,也需要有更为丰富多彩的演绎和解读。
但由此可见,评书的发展及传播并非已走进一条死胡同。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对于说书人来说,评书的新出路就是如何面对大众的新需求——在许多人忙碌的生活中,虽不能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却没有精力去耕读书本。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若是能用听一首歌的时间听一个评书章节,让娱乐与学习相得益彰,那才是人生一大乐事。而拥有浓厚历史底蕴的评书艺术,若是能好好借助网络的力量,发展多种传播形式,推陈出新,那未来一定不可估量。
第一,评书从内容上应不断顺应新时代。评书古往今来,说书的内容其实总是处在变化中,说书人喜欢说古,更喜欢道今,早先的“变文”,所以称“变”,是因为讲经需要因地制宜地活用教材;同时,说书人也总要不断增加各地的奇闻逸事。评书是口头文学,只要人们口头语言不消失,评书就不会消失。只要人们还有听故事的愿望,评书就有存在的必要。评书演播家田连元曾坦言,评书历代相传,虽有兴衰,但不会灭亡。只要人们还说话,评书艺术就不会衰亡。评书艺术是传承了两三千年的一种艺术,之所以传承久远说明评书艺术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无论从演播技巧,还是演说内容,都存在着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会随着时代不断变更,不断改变、完善,使自己能够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第二,传统评书作品的改编至关重要。在改编时,即使是同样的情节模式,也要有不同的叙事功能。洛德在《故事歌手》中说,口头叙事的演唱历史,足以证明,“史诗的演唱完全可以吸收新的意义,构筑新的程式。然而,程式建构的过程是悄然进行的,不可见的,缓慢的,因此,它几乎是看不到的”。“将新的词语放入旧有的模式中,新的程式便产生了”,“程式本身便不重要,对于理解这种口头技巧来说,这种隐含的程式模式,以及依这些模式去遣词造句的能力,显得更为重要”。[5]有了一个大致固定的模式后,关键是“遣词造句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说书人的叙述能力,赋予故事以新的意义的能力,所以正如上文所言,“传统”的变迁不是时间因素导致的衰败或意义的耗散,而是因为后来的再诠释,这就是“意义”再赋予的过程。正如上文的李卜对柯仲平一语道出新旧戏的异同:虽然新旧都是教化人,“但是你们指出了一条路”。[6]
第三,评书可借助其他媒介发展多条传播途径。例如:《听书看戏品三国》等评书大胆尝试混搭影视、戏剧;评书艺术家田连元将自己的《隋唐演义》改编成动漫作品;以及央视《百家讲坛》,这是评书联播的换代产品,各方学者以说书之形、以历史想象分享上市,承担起了当年说书人向大众普及知识的工作……
2017年,知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金山牵头制作的网络视频评书节目《金山书场》在北京正式启动。“创办这档节目,是希望通过影像+声音这种全方位的形式来展现评书这门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张金山介绍。[7]
口头文学是评书最本质的特征,它以讲故事为己任,通过对评书本质特征的挖掘,我们应该坚定评书可以继续存在的信心。评书是口头语言,只要人们用以交流和交际的口头语言不消失,评书就不会消失;只要人们还有听故事的愿望,评书就有存在的必要。
早在十年前就有许多评书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对评书的创作方式、传播方式、传承方式等进行变革,共同开启了一个“新说书时代”,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今的评书艺术在经历过沉迷之后,经过现今评书工作者的不断努力,经过新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并存的洗礼,一定会重新闪耀在艺术的舞台。
参考文献
[1]魏巍.凤凰知道:中国评书的天就要塌了.凤凰知道第284期,2014.
[2]赵珉.三十年后今又是 兰芝芬芳——从山东卫视与刘兰芳的合作看评书传播新方向.《曲艺》,2012.
[3]吴文科.新时期有关北京评书发展的论争与思考,2017.
[4]郑宗.评书演播现状浅析, 2012.
[5]洛德.《故事歌手》第59-60页.尹虎彪译.中华书局,2004年5月版.
[6]丁玲.民间艺人李卜.《解放日报》1944.
[7]评:网络评书能否让评书重新繁荣.《天津日报》2017年0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