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学派的建构与影史研究的传承和创新 ——电影史学科建设研讨暨“中国电影艺术史研究丛书”出版座谈会综述

《中国电影史学派的建构与影史研究的传承和创新 ——电影史学科建设研讨暨“中国电影艺术史研究丛书”出版座谈会综述》，《当代电影》2018年第3期。

电影史学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的优势学科，有着坚实的学术传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该所目前已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电影史学派。“中国电影艺术史研究丛书”就是该所电影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丛书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主持的一项“电影史工程”项目，以该院电影学科有分量的、具有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呈现为主，其启动意在从新的研究视角拓展电影史学研究的新认知和新视域。它不是简单的“电影史料新发现”，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新阐释，丰富了由李少白等前辈学者开创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史学派影史研究与写作的历史维度，拓宽了电影史学科的历史内涵，既是电影历史写作的积极拓延与创新，也是新语境下中国电影史学派不断建构发展的生动见证。

2017年12月28日，电影史学科建设研讨暨“中国电影艺术史研究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2017·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的第五个分论坛，该论坛以“坚定文化自信，推进学科发展”为主题。“中国电影艺术史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由丁亚平主编，2017年11月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约计300万字。包括《中国电影艺术史（1896—1923）》（李少白、邢祖文主编，李少白、邢祖文、陆弘石、李晋生著）、《中国电影艺术史（1920—1929）》（秦喜清著）、《中国电影艺术史（1930—1939）》（高小健著）、《中国电影艺术史（1940—1949）》（丁亚平著）、《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丁亚平著）、《香港电影艺术史》（赵卫防著）、《中国历史电影艺术史》（储双月著）七种。丛书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主持的一项“电影史工程”项目，以该院电影学科有分量的、具有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呈现为主，其启动意在从新的研究视角拓展电影史学研究的新认知和新视域。它不是简单的“电影史料新发现”，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新阐释，丰富了由李少白等前辈学者开创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史学派影史研究与写作的历史维度，拓宽了电影史学科的历史内涵，既是电影历史写作的积极拓延与创新，也是新语境下中国电影史学派不断建构发展的生动见证。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牛根富，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丁亚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卫星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陆弘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郦苏元，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先生的夫人孙承瑾，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远婴，复旦大学教授周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当代电影》杂志社副编审刘桂清，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卫防，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沈芸，北京电影学院讲师刘小磊，“中国电影艺术史研究丛书”策划统筹、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编审胡晋，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赵小青、高小健、秦喜清，副研究员储双月、赵远、李强等参加了座谈会。会议由丁亚平所长和高小健研究员主持。

牛根富副院长在致辞中欢迎各位前辈专家对全院影视学科的发展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评论周各论坛精彩不断，这个分论坛是既有走向论坛巅峰的气势，又是一个文化思考的论坛。八个论坛最终都将会沉淀下来，形成如同摆在每一位前辈专家面前的这些学术论著。著书立说是研究所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每个学子的责任。希望各位专家就这套丛书的撰写和出版，探讨我们今后如何做好电影学术研究工作，出版更多、更好的研究丛书，为后人奉献智慧。

一、影视研究所与“中国电影史学派”的传承

电影史学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的优势学科，有着坚实的学术传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该所目前已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电影史学派。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该所前辈学者李少白、邢祖文先生，作为主要撰稿者参加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写工作。此著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史著，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电影史学者的写作理念。在前辈学者的带领下，影视所形成了电影史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中青年学者在电影史学领域辛勤耕耘，出版了数十种电影史学著作，推动了电影史学的发展。这套丛书就是该所电影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丁亚平讲到，影视研究所的电影史学科是由国内最资深的电影理论家、史学家李少白和邢祖文开创的。这两位老先生现在已经故去，他们对于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史写作、中国电影史学发展，是从根源上进行建树的。他们是毫无争议的新中国电影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全所接续了他们开创的重视史料又秉持开放性的中国电影史学派的宝贵传统，努力保持开阔视野，运用史料与史识兼具的方法，推动影史写作的学术气象、学术态度、学术成果的传承与创新。

陆弘石深度阐释了这套丛书与李少白、邢祖文治史思想的渊源关系。一是作为系列成果，是中国电影史研究“前海学派”的一个集中展示。李少白是“前海学派”的主导开创者，他的治史思想，既体现在《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这篇重要论文以及其它的研究成果中，也体现在对后学的培养中。李少白的治史思想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从“历史现场”中发现历史，也就是从历史的客观现象中去寻找彼此的联系、发现历史表象后面的规律。其次是在研究方法上史论结合，而在“论”的方面又注重理论资源和文化视野的开放性。这两点对后学都有着深刻的学术影响。这套书有李少白、邢祖文的一部分成果，更多则是他们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的独立成果。虽然学生一辈学者的学术个性各有差异，但从中都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学术传承。

二是从“中国电影史学史”的角度看，这套丛书的写作年代，横跨1980年代到当下，从中可以窥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观念、方法、写作实践的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我们既看到了电影史观念的不断开放，也看到了历史写作实践的不同探索。（当然，也可以看到对电影本身的富于时代意义的开放性理解——从电影作为艺术，到电影作为文化产业。）时代促进观念的解放，观念反过来指导和推动学术实践。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强调把历史放在历史中去考察和评估，所谓“历史地看问题”，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历史。如果结合社会语境与观念的演化，我们现在再来看李少白、邢祖文当年主持的《中国电影艺术史》项目，就很容易发现它的在史学史上的价值。这个项目是艺术学科“八五”时期国家重点项目，发端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贯穿的也是解放了的学术思想。一是在进行历史叙述和历史评价时，回到“电影作为艺术”。这虽然是一个经典命题，但当时是出于一种对“工具论”的“反拨”而出现的重新认识。这里体现的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二是在叙述中国电影的艺术演进时开放视野，从多向度去考察与探究。不仅仅从艺术自身来分析艺术问题，而是从社会、经济、技术、美学等等“历史合力”看艺术的发展，总结中国电影在艺术发展上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这样的研究理念，现在可能是一种常识，但放在中国电影史学史的角度去看，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引领性的，其意义十分值得重视。

对于影视研究所的史学传统，钟大丰作了进一步阐明。电影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其实是李少白试图对于他们自己用《中国电影发展史》开创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传统的超越和反思的尝试。扎扎实实的同时不能随波逐流、四平八稳，就是中国电影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传统。多样化和特色化会成为现在研究机构的一个特点，特别是作为研究者或者作为研究机构的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南京艺术学院的民国电影研究、上海复旦大学的海派电影研究、上海大学的海派文化研究、西南大学的陪都电影研究等。这套丛书在回应电影史现象的时候，努力把还原中国电影史的真相作为重写电影史的核心。另外，使电影史研究和中国电影的现实发展相互推动，也别具独特的价值。

李少白在影视研究所重组、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他和邢祖文在做人做事方面呈现出来的学识与人格力量对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孙承瑾谈到，李少白80年代初就致力于电影学研究生培养工作，现在他的学生都做得非常好，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界的翘楚。刘桂清认为李少白重新组建影视研究所和带领影视学科，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力量的发展与壮大，与几任所长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李道新认为自己在李少白门下、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电影史同样是传承和接力的过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逐渐地发现只要把“前海学派”给自己的，好好地贯彻或者说在此基础上努力地去发展就可以。这也是他之所以到现在为止还在努力地坚守中国电影史研究、在北京大学不断地开设中国电影史方面课程的最重要原因。赵卫防说到，他主编的邢祖文纪念文集上以治史有凭作为主标题，这四个字来源于李少白悼念他最好的朋友邢祖文的一首诗的首句，说明邢老师的治学特点是一切以资料为重。他曾提出建立中国电影史料学，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我们缅怀前辈的同时，应该利用他们给我们最丰厚的学术思想和人格力量激励我们，在电影史学研究方面能够有一个更长足的进步。

与会专家自由漫谈起学科传承的话题。李道新对这套丛书提炼出两个关键词，一是传承性，一是学术想象力。周星认为，每次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都感到这里是静心做研究的地方，是很重要的史论和历史研究的重镇。这套丛书是沉重的学术成果，是老中青年几代人联袂出来的长期的积累，既体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国家队研究的厚重性，又体现了对新人的培植。这是史学传承，是老中青几代人联袂研究的传承。赵小青谈到，从这套丛书作者身上看到老中青三代人始终有一种理念的贯穿，以作者论、影片读解、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拓展了电影史学研究的路径，丰富了电影史学研究的内涵和范畴。

二、重写电影史的理论及实践与史学评论的建构

重新电影史的呼声不断升高，一波波方兴未艾的实践也随之多维度地纵深拓进。写作者积极寻求史学研究的新视野与新的叙述方式，挖掘电影新史料，着眼于当下语境重新诠释影史中的影人、影片、事件和现象。与会专家不仅表达了对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思考，探究方向性和思维方式等方法论、价值观层面的根本突破，还涉及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郦苏元对电影学界重写电影史所取的成就和带来的问题表达了两点认识。一、经过大概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电影史学研究应该说是发展很快，比如说李少白最初倡导的理论探讨仍然活跃于现在，专门史、专业史、断代史也出现了很多。但是，史学评论相对滞后，没有跟上，回应的声音比较少。时代的不同和个人、史料局限等因素，造成了任何电影史的叙述都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表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优点和缺点。现在应该提倡一下史学评论，以便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大家共同切磋，让史学批评起到一种引领和指导作用。二、现在年轻人一批批涌现出来，表现出一种新的气氛、新的局面。因此，新生力量应该给予鼓励和帮助。黄式宪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史学建构这一话题作了阐发。他认为，治史要有情怀、有个性、有坚守、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力，否则史学书太多，能够拿得起有分量的、有文化内涵的、有历史厚重度的作品并不多，大体上重复。因此，要善于去读史料，从第一手资料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

杨远婴呼唤重新电影史有待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她说，80年代进入学界的人都有一个核心的诉求，就是要重写历史。历史学要重写中国史，文学界要重写文学史，电影界也要重写电影史。重写电影史的前面有一座大山，电影界就一个本子，那就是李少白和邢祖文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套丛书有五个特点：一、时间不完整；二、以时间为基准，十年一本这样接续下来的；三、回顾历史的视角很多，有产业的、国族的、类型的、本体的；四、形成老中青三代研究结构，体现出不同代人的写作倾向和偏好；五、始终有一个宏大的概念做背景，做框架。

专家们还就重新电影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周斌认为，重写电影史，一是要解决宏观建构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微观深入的问题。宏观建构牵扯到电影史体系的建设问题，亦即站在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重新审视、观照和梳理中国电影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微观深入也很重要，因为重写电影史是建立在对一些电影史料深入发掘的基础上才能得出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评价和认识。宏观建构和微观深入，都应该有所突破、有所发展，而且两者要有机结合才能够很好地推动重写电影史工作的拓展。秦喜清从两个方面谈了重写电影史的必要性。一是影像资料的新发现对电影史、电影评价独具价值和意义；二是从理论方法上重新思考电影史的叙事框架。宏观把握是中国电影史重新写作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整体把握的框架到底是什么，怎么把这个框架搭起来。显然，过去的框架就是政权更迭，此外还有地域分割、中国和外来西方影响、国族因素等。

沈芸从主编68卷《老上海电影画报》影印本的感受出发，谈了几点关于史料研究的看法。选择这个项目，是考虑到城市的因素，电影的影响力自沿海向内地逐级递减，上海是电影的发源地，培养了一批在中国城市里面最为成熟的观影群。电影杂志与受众之间形成一种既牵制又互动的关系，带动了整个电影的产业链后端。我们既发现了一个胶片上的电影史，同时又发现了一个纸媒上的电影史。刘小磊谈了从事电影史研究的几点感触。中国电影史的分期、占有珍贵的史料，对于电影史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层面。当占有一点点史料的时候，会发现第一手资料特别有价值，但是发表的学术论文会显得越来越微观化。而当我们的史料开始越来越能够被大众所接触和共享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宏观的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套丛书在特别扎实的史料研究基础之上，没有放弃掉最宏大、最宏观的叙事。储双月结合自己独立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中国电影历史叙事研究”，从历史的功用出发，谈了关于中国电影历史叙事兼及史学研究的三点认识。一是需要处理好客观性与日常化的关系，二是处理好集体性与个人性的关系，三是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与会专家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从李少白、邢祖文以来全所治史的传统和史学传承性，和其作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重镇所具有的特色。他们充分肯定了这套丛书在宏观把握与微观史叙述相结合层面上所作的努力，又褒扬了其所囊括的产业的、本体的、国族的、类型的叙述视角。他们还就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开放心态搭建学术研究的平台，培养青年学者形成中青年联盟研究的接续，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大家还对当下重写电影史的机遇与挑战、史学研究活跃而史学评论滞后等多个层面问题，建言献策，积极促进电影史学科的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