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与艺术史

《文物与艺术史》以宏观的艺术社会史为背景，研究对象是各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各类艺术品，也就是现代常说的文物。本书通过文物观照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和创造者的聪明才智，是后人感知前人，体验丰厚文化积淀的必然之选，也是当代文化继承和创新的重要步骤。社会是不停变动的时间和空间的流动体，是人与人活动维持生存和扩大生命价值的群体生活形态。当代社会本质上依然是前代的翻版，只不过感知上有了新的提升。虽然中国古代文献非常丰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中感受到历史的积淀。文献是社会历史的思维记忆，需要结合当代的现实状态进行还原，多少会带有当代的痕迹。而文物，生活于当代的人要想直接了解前代的社会生活，勾画历史的原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了解前人的这些不同空间形态的遗留物，这些是负载某段历史记忆的物化精神产品。这些陈列于大大小小博物馆的历史文化遗产，既是古代的空间精神遗产，也凝结了前人不断探求的创造才智。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观照文物的演进历程，扩大了单一学科研究的局限。无论从艺术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文物，都只能揭示文物价值的某一或某几方面，只有全方位的把握文物在上层建筑的价值身份，才能体会的更深。这就是说，曾经的拥有者和创造者已经烟消云散，但了解这些人的各方面情况和社会发展的状态还需要通过这些文物来感知，获得思想认识。本书编写以田野调查和实物研究为主，理论探讨与现象分析相互结合，通过著者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建设新时代文化的使命，论述了传统文化如何变迁和需要不断创新。文物作为历史的现实物，是古人的创造力最形象的展示，是现代人感悟古人的原创性和提高审美鉴赏力的必然选择。本书的编写，对于大家了解艺术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时空环境，有所助益。可以见到，创新也是点点滴滴，由小到大。大众通过理解艺术产生的社会条件，也能够以新的视角推演艺术发展的多种可能，也会更主动的参与到建设文化事业的大潮中。

《文物与艺术史》由赵欣歌和赵欣欣合著，专著共28.9万字，赵欣歌完成15万字，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2018年2月。

第一章  艺术起源影响造型模式

一、史前史、思维意识与最早的图书

地球历史约有50亿年，但人类历史仅有300多万年。这300万年间，自然界经历了气候的聚冷聚热，人类为了生存，不停的适应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人类之间，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在人类思维还没有进化到能够对外部刺激行之有效的反应期间。人类只会制造简单的石器，把石头敲打以后拿来割肉、砍树、防身；自然界有什么就吃什么，没有了就迁移到新的地方，继续复制以前的生存模式。这样，人类以狩猎采集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方式，就延续了300多万年。这300万年间，人类的足迹也踏遍了地球表面的每一个角落。

在原始社会后期，逻辑思维仍处于萌芽状态，思维中直觉的因素、非逻辑的因素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还处于进化完善的过程中。但是逻辑思维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它是人类获得生存能力的基础，是人与动物分野的决定性标志。视觉、思维、计数、语言、文字……这些是文明产生的必要条件。通过洞穴岩画考察，晚期智人已能通过感知形成形象思维，不然不会创造那么生动的动物形象。人类相互配合获取猎物，改造自然，促使频繁交流。共同的劳动生活产生了言语，进而形成简单的语言和简单的语法，这就为逻辑思维开辟了道路。并在一代一代的传递中，约定俗成。相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民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和迥异的习俗。语言、习俗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联系，慢慢又演变为不同的文化原型，一直影响到现在。生活习惯、逻辑思维、艺术思维、绘画思维对于人类艺术创造至关重要，也与同时的技术进步相关联。

中石器时代末期（距今20000-12000年），晚期智人进化到现代人，凭着初步造型意识，人类掌握了石器的多次加工，处于细石器向磨制石器过渡的阶段。这时族群能够进行简单的语言交流，开始懂得制作装饰品。在用火的基础上，粗陶开始出现，人们普遍食用熟食，以兽皮御寒，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洞穴岩画。这一阶段提前进化到现代人的类型开始淘汰还处于进化期的其他类型晚期智人（克罗马农人淘汰了尼安德特人）。优胜劣汰，人类冲出了蒙昧，开始迈向文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2000-9000年），人类造型能力进一步提高，有了空间意识和美感，农牧业出现，已有饲养家畜的习惯，开始定居生活。在原始宗教和神秘信仰的操纵下，能够和着节拍舞蹈，祈祷丰收和种族兴旺，也有了埋葬死者的意识。这个阶段相当于神话传说盘古开天辟地时代，说明最后一次冰河期消失，人类开始认识自己和自然。女娲造人说明游群开始演变为母系氏族部落，彩陶时代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9000-7000年），是陶石并用阶段，没有文字记载的口述史时代出现。彩陶制作技术提高，磨制石器已有后世工具的雏形。伏羲、女娲的传说，表明母系氏族公社流行族外婚，是氏族部落稳定发展期。这时有了图腾意识，原始音乐出现，玉器从石器中分化，具有了象征意义，葬俗开始形成。氏族部落有了活动范围的概念，有了较为长久的定居点。定居农耕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开始饲养家畜，形成了某些萌芽状态的文明社会形态。这个阶段现代人生存较为平缓和内部较为稳定，并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前半段。这时人与人、氏族部落之间大规模的冲突较少，促成了不同氏族部落文化的交流和繁荣。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多种刻划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茎叶的、还有以直线和弧线相交的带纹等。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红彩、黑彩符号，与仰韶文化种类逐渐增多的刻划符号应该有所联系。这些刻划符号甚至可以推演到与半坡类型的同一来源。原始先民刻画这些符号一定是有意识的，至少有一部分不是想当然去做的。这些符号的神秘性，有待于随着更多的了解那个时代而获得解读。

贾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个阶段人类的语言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内容。贾湖先民对于生活环境已经很熟悉，能够辨认出许多动植物的特征，能够确定方位，对自然界周期性的变化有了经验性的积累。贾湖契刻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这些刻符比大地湾更加进步，结构上有的“横、点、竖、撇、捺、竖勾、横折”等笔画，书写特点也是先横后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里后外。有些契刻符号的形状与4000年后的商代甲骨文近似，如与甲骨文一样的眼睛的“目”，光芒四射的太阳纹等。这与魏晋以后的汉字基本结构一致，奠定了汉字八九千年的基础。贾湖骨笛的发现也表明了此一时期贾湖艺术的独领风骚。这些制作精美、音律和谐的骨笛，没有一定的制作经验和丰富的乐理知识难以完成，是这个时期部落音乐成就的最好说明。贾湖先民对于书写符号的归纳和对音律节奏的掌握，对于后人认识依然处于前历史文献时期的原始文明是最好的实证。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接近夏代历史最近的一个时期，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距今7000-4500年），属于传说时代第一期三皇时代。传说燧人氏（手工业、制陶）、有巢氏（建筑）、神农氏（农业），以不同的部落领袖形象推动社会进步。这个时期是仰韶文化繁荣期，庙底沟彩陶流行期。这时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蒙昧时代结束，定居点开始转化成具有社会功能的早期城邦，开始规模化的农业种植，驯化的家畜已与野生物种分野。时间观念不确切的口述史转化成流行的传说。部落联盟开始演化为酋邦，氏族部落古国出现，生活日用语言和巫术咒语更有利于族群的生存，这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技术发展的高峰。这时刻画符号已具有音形义的功能，已经从图像中分离出来，处于演变成象形文字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结绳阶段。玉器已开始区分社会等级和具有某些道德意义。龙形图腾符号在许多墓葬中被发现，说明龙图腾符号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类龙形符号是维系诸多部落的一个视觉图腾象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距今4500-4000年），属于传说时代第二期五帝时代。这时龙山文化繁荣流行，是父系氏族公社，也是华夏民族形成期的第一波高峰。炎黄尧舜禹建立了酋邦国和国家形态的部落联盟，形成某些以血缘为纽带的文明社会形态，具有了宗法制度的萌芽。此时服从统治的大型居住城址出现，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并有了功能区的划分。庙坛等大型祭祀和天文建筑出现，酋邦开始转向国家。这时原始信仰普遍流行，是口述史的高峰和传说的定型期。当时文献和文字的集大成者仓颉，收集前代刻画符号，通过统一形式，确定字形，促进了文字音形义的发展。《淮南子》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表示通过文字，人类进一步了解了自己和自然的规律。文字是人类洞彻宇宙具有神力的符号，掌握文字的巫师或部落首领，可以通过这些符号驾驭国家，控制别人。通过附会神灵的的咒语发号施令，人类终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开始改造世界了。这个阶段是玉器制作的高峰，凝聚了人类智慧和技艺的玉器象征着神权、王权、等级，通过这种美石把无形的神力、威权转化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的国家法律。玉器制作之精美，种类之繁多，凸显了进入阶级社会的前夜。石卯遗址出现在这前后，其城址的规模说明了人类创造力的提升。

三皇五帝作为古史记载最早的华夏领袖。他们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口述历史传承的时代。当时没有成熟的流通文字，计数方式也很原始，经验的传承和知识的积累没有物质化，很不容易保存。不同氏族部落关于祖先的记忆多是通过口述，或者与原始宗教相结合，充满了神秘意义。东周以后，文字的成熟，逐渐作为传说记载下来的人类早期发展史，显示了两三千年前三皇五帝英雄时代的不朽功绩。以现在的历史观来推演，三皇五帝可以理解为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是指社会生产力和认识能力发展到口述史的阶段。在文字成熟之前，或者在仓颉创造文字同时，古人认识先人的活动只能通过一代代口传心授。掌握这种传授特权的一定是当时的巫师、具有灵异的人，或者氏族部落的酋长。这个阶段金石并用，磨制石器、彩陶已广泛使用。玉石装饰、神秘信仰、红铜工具已经出现。当然，古人对古代社会的口授式记忆，经过不同代不同人的传承，也时时刻刻在发生着变化，发生着符合本代人需求的记忆转变。

有了思维意识和语言的人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的传说时代，换个思路，其实就是新石器时代以后口述相传的人类历史。文字的成熟，应该在进入历史阶段以后，否则没有文字的记述，也就产生不了历史。中国最早的书籍据传是《三坟》、《五典》、《八索》和《九丘》。汉孔安国《尚书传序》：伏羲、神农、黄帝之坟，谓之以《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书，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这些书应该是先夏时期的著作，主要记载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事件，这是中国最古的书籍。《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看来在战国时期能够读懂这些书的人已经很少了。许多流传到现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神话传说、古史文献间接保存了这些信息。但由于这些古书原本没有流传下来，现代人理解这些古书也就只能依靠战国时期的文献信息了。其实，这些所谓的典籍，不能拿我们现代的观念来理解。在当时，这些典籍的形态一定比甲骨文、石鼓文还要原始，可能就是几幅岩画，或者陶画之类。

流传到现在的河图洛书与新石器时代的陶画契刻关系密切。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天象玉版应该是最早的与河图洛书有关的信息。《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礼记·礼运》：“河出马图”。这些东周文献反映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部落已有专门从事占卜的人员，他们通过河图之理推演未来，确定行动方向。当时这些人很少，他们是掌握此一阶段仅有的超本能经验，或者口述、文字知识的神秘人士。他们多是占卜的巫师，或者部落酋长的高级幕僚，或者兼而有之。

新石器时代仓颉造字以后，基于记录经验的需要，文字记载的信息多与口述历史相伴生。但当时由于物质化的技术手段局限，记录的载体保存不易。其后两三千年内，留下的实物极少。在掌握文字或者口述史的阶层内，信息和知识的传递仅限于保存前一代或者以前的经验。这时的文字多是图画，这就是图书的图，所以河图洛书应该是图。至少在汉代之前，图多指记录性的地图、指示图、方位图，跟画不是一个概念。这时的图理解成图文更合适，他出现的高峰期在前夏时代到早商时代，载体有石板（岩石平面）、骨头、陶器、兽皮、木头等。到了商代中晚期，技术的进步，龟甲、铜器、漆器等记录人类经验的载体流行起来；尤其到了东周，竹木简产生以后，知识扩大了传播范围，也逐渐出现了一个掌握知识话语权的阶层。这就催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和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二、农耕文明、彩陶时代与艺术社会

中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几千年来，古老的中国创照了辉煌灿烂的科技文化和人文思想。中国的地理结构、生态植被、气候分布，蕴育了丰富的文明史。古人在生存的挑战中追求和平安享、与人为善的理想信念，形成了中国艺术独特的韵味和心理机制。农耕文明最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所需所用取自于自然，还要让自然保持自动修复，良性循环的自然状态。农耕文明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吃穿住用。吃穿住用解决的过程中需要克服自然带来的危害和主观无法回避的精神追问。显然，动物是没有精神方面的困惑的，动物的原始心理或者内在本能局限于其进化的特定阶段。人类在解决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开始追求更高阶段的生活质量和文明形态。

随着人类思维和心理意识的成熟，为了生存的需要，定居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定居的需要，人类必须发展农业。农业的出现，人类需要了解自然的规律，需要了解动植物的习性。农业的季节性收成，畜牧业的萌芽，辅以原始的采集狩猎，伴随着多方面经验的总结，使人类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规划未来。定居生活也使劳动强度减弱，不必要经常性的迁徙，就可以吃饱穿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来设计定居点，探讨人类的安全和生活的规律，并提高生产效率。适应定居生活的陶器，适应农业需要的劳动用具，以及人类装饰自己的饰品，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急剧变革。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1万年的发展历史，人口逐渐增多，开始占据了地球的统治地位。人类改造着自己，变革着自然，推动了社会的快速进步。由于古人足迹踏遍了地球的多数地方，自然也留下了诸多人类生活的痕迹。但是由于后人不断的改造，覆盖了前人的生活遗留信息，再加上后人无法用当时的处境理解前代的社会形态，如果没有文字符号作为线索，后人极难准确还原以前的社会认识。

中华文明起源应该是多点的，但是某几种文化应该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相互影响，但军事武力或者经济凝聚力是一个决定因素。这就是在早期邦国时期，各个地区是相对分散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但同时又像同心圆的力量波在互相碰撞中，又互相吸收一样，逐渐演化为某几种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这和当时人类活动的范围有限，以及自然提供的生存条件相关。可能在较为集中的几个时期，成千上万的原始大小族群逐步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逐步在一些大的河流（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出现了集中的氏族文化群落，也即多地文化的融合。但是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除黄河流域以外，其他文化陆续都受到冲击，凝聚力下降，走向衰落。黄河上游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仰韶晚期文化，处于先进地位，最先开始步入了文明社会。

仰韶文化之后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文明进程影响范围较小。齐家文化之后，陆续演变出一些独立的、规模较小的、以畜牧业为主的亚文化类型，开始扩展到黄河中下游。这时自然地生态发生变化，黄河中上游甘青地区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植被开始荒漠化，导致文明停滞，人类开始迁往下游温暖的地区。此地气候变冷干燥，迫使许多部落迁移，南下的部落文化受限于地形，逐步又向西南扩散。因此，河西走廊虽是文化起源的地区，但却没有整合成一个强盛的文化类型。另外，同等条件下，游牧文化养活的人口比农业要少得多，所以甘青黄河中上游文明的发展渐渐让位于能够提供肥沃土地，适于农业发展的黄河下游了。黄河下游地区，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了社会复杂化进程。而距今4500到4000年之间的龙山文化发展更快，手工业发达，首先进入了邦国文明阶段。

距今6000到5500年，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辐射到了长江流域，甚至一直到青藏高原东南部。仰韶晚期、龙山时期的文化又有所发展，到龙山晚期的陶寺文化，已形成地位很高的古国都邑，也就是传说时代的尧都。文尧时代核心在黄河中下游的晋陕豫地区。距今4000年，中原地区边缘的文明因为受到中原核心先进文明的挤压，而陆续衰弱。在几个聚散起伏之后，中原文化凝聚力增强，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在距今5500到5000年之间，远在东北的西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也有相当文明的社会进程，文化遗迹有丰富的玉器和壮观的坛庙。传说中，南下的红山文化和北上的中原文化在桑干河流域还发生了涿鹿之战。这也是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或者几个强势部落扩张的必然结果。距今5000年前后，蒙古高原气候变得干燥寒冷，沙漠化扩大，水源减少，人类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直接影响了小河沿文化农业发展的停滞，促使这里的氏族部落不得不长途迁徙南移。

长江上游成都平原，河道密布，气候温暖，森林植被密布，新石器文化发展比较晚。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上游气候变冷，一些部落沿岷江西去，创造了宝墩文化。后面的金沙三星堆早期文化，受二里头文化（早夏文化）的影响明显。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曾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距今4300年之后，由于水患，也衰落了。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曾经非常发达，文明发展到很高水平，但距今4000年前后由于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传播，原有的文明渐渐被同化。夏朝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程度超越于其他各地文化。但由于刚迈入文明社会的初期，其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还留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痕迹。此时，影响人类最大的就是洪水，如何改造自然，保证有水还不至于让水影响人的正常生活，是此时邦国的头等大事。人类居住都要在有水的地方，但有水的地方必然会有水患。如何疏浚河道，让定居生活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在夏人看来，必须通过群体的力量和领袖的意志来完成。这也是夏朝立国之初，不停地动员国民，甚至一直延续到最后的国之大政。商朝国家体制已相当完备，通过祭祀与武力，统一思想，并将全国大部地区纳入统一的发展轨道。西周更是孔子推崇的礼乐盛世和文明典范，并且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赏赐分封，已成为后世效仿的统一王朝的象征。

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早期文明的形成如果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就不会出现剩余产品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一部分人脱离劳动而成为专职管理的人员。没有这些从事脑力或者非直接参与劳动的人谋划，那么这个地区就肯定不会出现超出基本生活的审美精神文化。凡是文明起源较早的区域，不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都是磨制石器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也就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方。该地区的史前经济发展都是较快的，相对物资也是丰富的。反之，史前时期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地区，文明化进程也较为迟缓，往往处在被吞并或者同化的状态中。此时，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多样化，除了小米、粟等常用食物，稻米、小麦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同时耕作技术的改进，为适应水稻、小麦等多种作物的种植，有了水田、旱田，耕作技术提高了生产力。饲养猪、狗、牛、羊、马等家畜促进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有古典文献记载的五谷，与考古发现的稻、黍、稷、麦、菽5种农作物联系到了一起，表明“五谷丰登”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河南中部的贾湖地区农业发达，尤其原始艺术超越于其他文化。考古发现，贾湖遗址出土大量栽培粳稻、几十支多音阶的鹤骨笛和出现于贾湖二、三期文化的10余个契刻而成的符号，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这些契刻符号起着原始文字的性质。贾湖人发达的宗教文化和音乐文化，是以雄厚的农业基础为后盾的。贾湖所在的中原南部地区，8000年前水网密布，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贾湖人发达的稻作农业，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类食品，也为巫师阶层的形成和精神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为原始文字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贾湖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各地多元文化背景下农业文明和艺术社会双重发达的典型。

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南亚、欧洲地区的艺术发展要早于其他地方。四五万年前，在南亚印尼婆罗洲的偏远洞穴里就留有许多野牛的图像和数以千计的手印。三万多年前，欧洲人就已拥有洞窟艺术，在欧洲同一洞窟沉积层中发现的骨笛和象牙小雕像显示，远古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就有发达的艺术。虽然难以说清这些人在认知上和社会生活上究竟有多发达，但他们生活中的乐器、个人装饰品以及写实风格的艺术品说明，他们的行为符合现代人类行为的范畴。陶器是留存到现在的人类的杰作，可能同数万年前的人类不属于同一类型，但并没有排除在现代人的认知体系之外。有可能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战胜了其他同类，带领我们提前走入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文化，由于它的可塑性比石器大，需要更高的智慧和技巧，尤其能够代表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直接成为以后历史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活态物化文化。

三、美术考古、最早的画与青铜时代

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对于我们认识青铜时代之前的历史特别有帮助。青铜时代以后，由于伴生的甲骨文、竹木简文献的发现，使我们进入了准确纪年的历史时期。而史前史的研究，离不开对美术考古和神话传说的逻辑线索。就美术考古而言，距今6000年前，在中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开始出现社会的分化，文明进程出现加速的状态。人类开始从无意识的群体活动转化为有意识的社会化生活。随着阶级的出现、等级制的强化和上层建筑的制度化，人类开始以国家的形态推行各项措施。

距今5000年左右的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等遗址，发现了随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贵族大型墓葬和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可以推测，当时已经出现了王权或其雏形，已经步入社会初期文明阶段。公元前2500年良渚遗址也出现大型都邑、宫殿基址、墓葬区等。说明早在夏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陆续进化到早期国家的行列，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陶寺城址建于公元前2100年前后，规模宏大，近三百万平方米，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1500米。修建这样规模的城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可见当时施工水平的高超。陶寺遗址围绕反映王权的宫殿、宗庙展开，在规划设计上与现代建筑方式并无两样。除了生活区，陶寺遗址还有墓葬区，发掘的一千多座墓葬中，大墓约占1/10，每座墓葬出土百余件随葬品，而小墓则占大多数，其出土的随葬品寥寥无几，反映了不同阶层的等级分化。

石峁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的规模最大的城址。由于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地接塞外游牧文化的南缘，这里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黄帝的昆仑城，也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石峁遗址是距今约4000年左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使用期超过三百年。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发现了最早的壁画。壁画分布在一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由于年代久远，百余块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以及部分还附着在晚期石墙墙面上的壁画，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其绘制技法要远远复杂于甘肃秦安大地湾地画。中国壁画最早主要用于房屋建筑的装饰，西周之后才逐渐出现在墓葬之中。这些早期壁画出现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北方农牧业交错的地带，可能与当地的建筑装饰方式有关。

石峁遗址发现一块目前所见最大的史前壁画残块，面积将近40平方厘米。这块壁画残块发现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遗址内，与以前在外城洞门口和皇城台发现的整体风格一样。说明壁画作为一种建筑装饰，应该普遍存在于当时一些重要的和高等级的建筑物上。壁画以北方地区流传很广的几何图案为主，反映了与史前时期流行的彩陶几何纹饰的密切关系。这幅壁画经过精心布局，构成上不同的区域涂以不同的颜色。装饰上几何线条有平行直线、垂直线、直角、圆弧等。壁画以白灰面为底色，色彩以黑色和红色居多，还有黄、绿、橙等辅助色。这些颜料以铁矿物为主，大多数来自于石峁当地的矿石。这批壁画无论在制作工艺，还是绘制技法上，都和汉代以后的壁画较为相似，说明中国早期壁画的制作工艺及绘制技法早在4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便已确立。

如果说从壁面上作画，甘肃秦安大地湾原始居址地画更早，属于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时期。这幅地画发现于居室后部的中央，即在灶台、柱孔与后壁中段之间的地面上。地画黑色绘制，上层为并排的3个人物，用没骨法画成，类似影像效果。在中间和左侧人像的下方，以均匀的黑色粗线描绘2个爬行动物图像，并列于长方形框中。在地画的右下方，还有隐约的墨迹，作翘起的腿脚状。图像比彩陶图纹简单粗犷，但比例合适，外形鲜明。应该是五六千年前，烧火的人在劳动期间在坚硬的地面用炭黑所做的绘画。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独立人物画，与彩陶绘画一脉相承。

夏代（前2070—前1600年）进入阶级社会，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夏代早期是铜石并用时期。文化上，装饰画、刻画符号开始分野，绘画、书法线面结合。虽然语言的进化已到形式化或视觉化阶段，但由于记录文字的载体局限（木、土、皮，保存不易；兽骨、陶、石，使用范围受限），知识的传授还是以口述和实物相结合为主。这一阶段文字已经出现，语言已经成熟。知识的传授主要依靠口传心授，辅以一些象形文字。但属于知识经验范畴的文献信息还无法长期保存，但总结整理史前口述史，为西周以后形成稳定的神话传说奠定了基础。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中晚期。古人对于铜的使用经验更加丰富。青铜工具已经出现，并能够制造爵等青铜容器了。青铜容器的制造比制造刀子等小件物品要复杂得多；而复杂的青铜容器，如爵等在夏代晚期已演变为为王权的象征。

夏代后期的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制作青铜器和绿松石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了王国文明的新阶段。其中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代表着中国龙的形象久远的历史。绿松石龙形器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填充以白玉和绿松石。龙形器由镶嵌在红漆木板上的绿松石组合而成，绿松石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可能是象征王权的龙杖。与同一时期发现的陶寺遗址的龙盘，功用相同。这些与传说负责夏朝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舜禹时期的“豢龙氏”有关。夏代孔甲时期有“蓄龙氏”曾经蓄养过龙，这应该是由当时黄河流域湿地沼泽中常见的一种类似鳄鱼的两栖爬行动物演化而来。

二里头遗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宫城，布局依中轴线左右对称，多重院落。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到元明,开五千年中国宫城布局的先河。二里头都邑形成的许多制度，都为后来各朝代所效仿。孔子一辈子追求“克己复礼”。他要复的礼，就是周礼，周礼的源头则要回溯到二里头。中国古代王朝文明经常被概括为礼乐文明，这在夏代已经初具雏形。古代中国祭政一体，讲究的规范就是礼。礼字繁体写法是禮，意思是用醴，也就是酒，来举行祭祀仪式。而二里头出土的多件三足铜爵，足以证明当时流行这种礼乐文化。二里头是当时唯一一支会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来生产青铜器的先进文化。此后商朝的酒爵完全继承了这个原始造型，只是细节装饰越来越繁缛。

二里头都邑大型宫室建筑具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二里头遗址，1、2号宫殿由正殿、中庭和院门等组成，布局结构与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顾命》篇所提及的建筑结构基本一致。君王在此召集臣下商讨国家大事，祭祀和宫廷礼仪用的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贵族依照相关礼仪在豪华的宫室举行祭拜活动，手执青铜礼器，口念咒语，祈祷富足平安。后世所熟知的中国青铜礼乐文明，源于夏朝奠定了礼制立国，商周走向了成熟。二里头遗址比石峁遗址、陶寺遗址，更成熟；显示着石峁遗址、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这样的演化脉络。从环境气候和技术水平来看，这也是古人从北往南，从游牧地带向农耕地带迁移的过程。

商汤灭夏立国，商前期（前1600—前1300年）基本延续夏代晚期的礼乐制度。但由于青铜工具的进一步普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不同于新石器时代古人知识视野的局限和经验的匮乏，商人已经对许多自然现象积累了观察的经验。尤其是对于未知的事务，包括要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商人依据占卜决定吉凶。占卜多依靠天象和某种预言来完成，这本身是依靠已知的经验来对未知的不确定作出的某种判断，占卜表现了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商后期（前1300年—前1046年），盘庚打着“天命”和“先王”的旗号，迁殷后，开始了商文化新的发展时期。流行于商后期的甲骨文是用来记载占卜内容的，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贾湖契刻有着某种联系，说明了当时原始文化的传承性。甲骨文与贾湖契刻造字原理近似，这些契刻符号，已经超越于形象的图画，属于事理性符号，而甲骨文的事理文字就更多了。贾湖音乐文化发达，应该已有记述音乐谱调的符号。商人巫术文化繁荣，这从繁缛的青铜器纹饰可以看出来。

武王立国，建立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距离孔子生活的时代不过六七百年。孔子向往的时代，成了以后历代标榜的典范。从考古来看，孔子之前的文字，不论陶骨器契刻、甲骨文、金文，这样的文字只是在特定阶层起作用，比如占卜和威慑，对大众来说，起不到普及知识和传递信息的作用。到了东周（春秋战国，前770年-前221年），礼崩乐坏，诸侯林立。孔子萌发了重整礼乐文化的思想，并通过自己周游列国和到处讲述孔门文化，完成了知识扩散和教育普及的使命。孔子的著作，虽有后辈学生记录完成，但原稿应该是竹木简形式。从考古发掘来看，只有东周以后的文字，也就是六国古文，相对来说，具有了现代文字交流传播的功能。所以，东周以后，由于竹木简、帛书传播的便利，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流传至今的典籍。竹木简由于本身重量的限制，无法覆盖社会大众，但不管怎样传播范围还是扩大了，形成了一个掌握知识信息的读书阶层。这个阶层也在逐步演化，由秦汉孝廉自荐到魏晋的门阀世家。这些人都坚定的维护奴隶地主阶级的利益，讲究功名利禄，进一步影响着封建社会人才选拔制度的走向。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成熟，知识阶层更进一步扩大了范围，掌握文化主导权的士人成为一种影响朝野的新势力。宋元以后，各个阶层进一步合流，僧俗官民也在信仰文化上相互影响，不过文人士子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和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