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小鸥,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设计史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本科,英国胡佛汉顿大学硕士。主要著述:《中国现代设计思想》《新具象艺术》《天工开物图说》《国外后现代设计》《英国的左图右史》《艺舟双楫》《视觉革命——“观看”的现代艺术史》等。主要学术论文:《20世纪中国设计现象观察》《技术美学与中国设计》《传统手工艺的机遇》《设计:另一种启蒙》《设计的伦理学视野》《“制造”的悖论》等。
中国的现代设计体系由于是建立在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上,所以其思想呈现出的是自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与西化背景的设计发展的尖锐冲突和复杂性,期间“图案”“纹样”“构成”,以及“手工艺”“工艺美术”“设计艺术”名词的纠缠,使得中国现代设计的系统性发展被折叠和隐藏。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设计发展快速,也问题很多,笔者认为,目前最困扰中国设计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设计”的话语权问题,一个是当代设计结构的转型问题。鉴于中国设计问题的客观现实与历史积淀,近些年中国设计思想在实践的成长与理论的反省中逐渐生成,设计界学术争鸣开始出现,诸如:民族化、本土设计与新中式;由书籍设计开始的综合文化设计争论;对设计功能本质再追问的“设计为人民服务”思考;汉字图形设计思潮;传统手工艺的设计转化;回归乡土与社会重建实验的实践;设计共生论与环境艺术中的新生态设计系统考察;人工智能与“云”观念的设计未来学思潮等等。
本文发表于《美术》杂志,2018年第4期
有人问,中国到底有没有设计思潮?我回答,过去没有,现在有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设计至20世纪后半叶改革开放之际,仍从属于大美术范畴,这种长期缺失专业系统性研究的后果,就造成了在当代的中国设计领域难以发生任何一种独立的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文化思潮,与中国的文学、电影、美术相比,设计似乎总是游离在中国重大艺术现象之外。当然,设计有它学科的特殊性,设计是艺术,但决不仅仅是艺术。
改革开放至今40年,其间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深刻变化,引发了社会生活的巨变,也因此,中国现代设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设计观念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西方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上,所以其本质、现象和思想的呈现所反映出的是,自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与西化背景的设计发展的尖锐冲突和复杂性。
我们说,这段时间既是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设计问题集中而至的时期,而在这些问题中,既有全球设计急需共对的问题,同时更有中国设计因国情与传统制约所必须面对的特殊问题。
胡适当年在《新青年》上发文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这依然适合于我们今天。
思潮皆因问题而起。那么,当下中国设计的主要问题又有哪些?
我认为,首先,从长远看,设计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是个大问题。长期以来,因中国现代设计的历史发展特殊性,中国设计走过了艰难的向现代性发展的历程,期间诸如“图案”“纹样”“构成”,以及“手工艺”“工艺美术”“设计艺术”名词的纠缠,中国现代设计的系统性发展被折叠、模糊和隐藏。近40年中,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有过两次重要转折,一次是1982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工艺美术学术性专业座谈会,即著名的“西山会议”,另一个则是1998年教育部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颁发。其实,无论是当年包豪斯教育体系的中国“植入”,还是后来的试图直接抹去“工艺美术”的痕迹以“设计艺术”名称取而代之的更张,我们的目的都是希望完成与西方设计的对接。其中是否“矫枉过正”,那则又是后话。
眼下,中国的设计教育正在蓬勃发展,看似兴旺发达。这里有一些数据我们不妨做个比照:新千年之前,我们设计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集中在十几所高等美术院校,每年培养的学生也就千把余人;如今,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开设有设计专业的高校已经突破两千所,在校学生总数逾两百万,每年都约有五十万计的设计专业毕业生撒向社会。面对这么庞大的数字,我们不得不疑惑和自问:国家真的需要这么多搞设计的人吗?我们培养设计人才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社会有哪些不同层次的设计需求?设计教育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与社会切实需要进行良好互动?我们如何才能够通过教育来更有效地提升中国的设计品格?……
学校是社会的镜子,中国的设计教育问题大可以反映出中国设计的整体状态。
我以为,目前最困扰中国设计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设计”的话语权问题,一个是当代设计结构的转型问题。前者是在历史遗留中演变至今亟需解决的“新老问题”,后者则是时代的发展对中国设计提出的新的要求。
对于“中国设计”话语权长期以来在全球设计中的缺失这一点,我们从不否认。因为设计与纯艺术有别,其身份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它的无法超越性以及必须服务于世界的职能,尽管它仍然属于文化的范畴。所以,近代以来,随着设计影响力的日益彰显,其话语的方式,却始终离不开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还有市场或者说是消费的制约。这一点在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表现尤甚。
在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器用”之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民族实业在东南沿海城市的新兴开始,西方“设计”的观念就逐渐与中国传统的“工艺”思想相融相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美育”“装饰”等主张的提出和白话文的提倡,是最早构成的中国社会的设计启蒙;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大上海都市计划”、50年代的手工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80年代的“实用、经济、美观”的日用品政策、改革开放后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的观念变化,以及近年来藉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出来的对“中国创造”的推动等等,都是我们以设计为手段寻求某种“话语权”的努力。
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国家自身的“本土”问题。中国长达百年的“设计现代性”历程从根本上说明了一切。
在当代,中国在全球设计舞台上最早取得话语权的领域,无疑是平面设计,这个成就可以说是得益于一批20世纪80年代末聚集在深圳的学院派设计师的推助。1992年带着要为设计正名的理想,他们推出的一个题为“平面设计在中国”展览的较高水准,使西方设计界开始关注中国。作为一个设计门类,平面设计与中国的工业设计、服装设计、景观设计等相比,的确要出色的多,这个中原因自然离不开中国当代平面设计师的意识转换和努力,当然也有其行业自身的美学特征和历史发展中的前期贡献使然,比如民国时期的中国月份牌设计、鲁迅时期的黑白版画和书籍设计在世界的影响。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美学风格不再是设计的主体,如今中国想要在世界设计舞台上站稳脚跟,工业设计与制造业必须有所长进。我们不会忘记,早些年在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因追求产品设计的短期市场效应而致使中国设计的整体形象被压迫在“挪用”和“抄袭”两座大山骂名中的痛苦不堪。现在,中国的产品设计已有所进步,比如在全球著名的德国“红点奖”、“if奖”等重大创意设计大奖中,中国所占的比额逐年攀升,就是个明证,但这些奖项毕竟凤毛麟角,而围绕百姓生活日常的、普通的、数量众多的大众化产品的“山寨”现象,依然严重。“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是一个重要的金融理论,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或经济实体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以及汇率的稳定。套用这个“悖论”模式,描述当下中国工业产品设计的表达即:一款产品不可能同时实现顶级的配置、低廉的价格,以及优秀的设计。所以,现在的中国产业界,那些还在热衷于玩什么“高性价比”游戏的企业,绝对是危险的,也是愚蠢的。
目前,中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设计之都”的城市,已经有四个——深圳、上海、北京、武汉,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有专家直言指出:深圳在平面设计领域确实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设计之都与世界上其他的设计城市相比,还有不少的距离;上海作为曾经的制造业中心,近几十年来却没有一个知名的品牌产生,“设计之都”称号不如说是授予了这座城市光荣的历史;而北京与武汉,同样不具有良好的“制造”优势。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与中国设计界的深思。
前些年,“自主创新”的问题被国家正式提出。就中国设计而言,借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们希望它最直接的进步,无疑是从“中国制造”的面貌中提升出“中国创造”的新形象。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结构形式,它的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经济的互动中拉平了东、西方的“差距”,这是一个新的事物,一个世界各国都必须共同面对和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合作。这对于中国设计百年来的落后与被动形象,无疑带来了一个可以得到更新和改变的契机。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的全球化,而文化的全球化多少都是要以丧失文化的本土性为代价的。所以,从更深远的角度去看,文化就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独具的,并且远胜于利益、权力、社会所催生的竞争力,而设计作为文化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是我们跻身全球经济和文化发展进程的关键。中国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确实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中国创意产业园区的“集聚”早已在很多城市和地区产生,这些新型的产业集群无疑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其完型也说明了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文化产业结构在中国大陆的实践效应。但是,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创意产业园的同质化倾向日趋严重,所谓的中国“创意”被狠狠地打了折扣。
事实上,中国政府所主导的文化创意产业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纵看世界文化产业做得成功的那些国家,它的每一个出色的文化产业项目在推出之后,最终仍然都还是要回归到资本。所以,如果说最好的设计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设计,那它同时也是给资本投入者带来巨大利润的设计,那些热烈欢迎文化创意产业给文化带来新生的人可能没有想过,让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恐怕永远都是资本拥有者的策略而已,同时,在日益觉醒的社会大众理性面前,这更是一种妥协之举。
因此,中国的设计希望必定是要立足于“本土”。
设计史学者杭间说,“有着悠久历史的‘工艺美术’有可能是唤醒中国本土设计面向世界的重要源泉,中国不同思想、宗教、民族、区域影响下的那些传统工艺,如果站在现代的角度对它进行重新审视,将会发现巨大的设计文化价值,将会成为‘世界的中国’设计的一种文化身份识别,也能为多样的世界消费方式所接受。因此,面对一时冷落的‘工艺美术’,人们重新发现了它的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价值,这就是设计史和原创设计的价值。”(《中国工艺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p222)
时代飞速前进,科技日益发展,设计面临的挑战永无止境。
鉴于中国设计问题的客观现实与历史积淀,中国设计思想在实践的成长与理论的反省中逐渐生成,设计界学术争鸣层出不穷:民族化、本土设计与新中式;由书籍设计开始的综合文化设计争论;对设计功能本质再追问的“设计为人民服务”思考;汉字图形设计思潮;传统手工艺的设计转化;回归乡土与社会重建实验的实践;设计共生论与环境艺术中的新生态设计系统考察;人工智能与“云”观念的设计未来学思潮……正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