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结在酒令叶子上的文人雅致

该文发表在《中华文化画报》2018年第2期。明代木刻人物题材作品充斥清流清雅文化之精神，它转变了明季文艺美学之观念；它变得更加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平凡朴素之美的视觉化表现。在明代社会关系发展的新状态下，在人文主义社会思潮的推动下，有明一代木刻人物特别是中晚期的版画，为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权利平等、人格独立之人文主义思想提供了传承空间，其代表有：《西厢记》《琵琶记》以及金陵四梦、《三国》等传奇、杂剧、小说之图版。

随着明代中期以后的资本商业化对社会生活各级层渗透，书斋中文人随之躁动，追名逐利之风气日盛，一时期庙堂登科又不是传统文人的唯一选择，多姿多彩的世俗社会亦成为清流文人展现自我的秀场，商业化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催生了文人参与下明晚期出版业的辉煌。为了适应市场的趣味，他们尽心于文艺创作，有不少有名的画家就曾经为书籍做插图的创作，如吴门画派唐伯虎之《西厢》插图；仇实父的《列女传》 画稿，而陈洪缓的《窥笺》；及《水浒》酒令叶子更传四百年之墨香。

版画艺术至明代，其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郑振铎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言道：“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是光芒万丈”。这一结论当是恰如其分，其艺术成就最高当属这一时期的木刻人物版画，它无论题材还是风格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创造出人物版画的黄金时代。

明代木刻人物题材作品充斥清流清雅文化之精神，它转变了明季文艺美学之观念；它变得更加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平凡朴素之美的视觉化表现。在明代社会关系发展的新状态下，在人文主义社会思潮的推动下，有明一代木刻人物特别是中晚期的版画，为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权利平等、人格独立之人文主义思想提供了传承空间，其代表有：《西厢记》《琵琶记》以及金陵四梦、《三国》等传奇、杂剧、小说之图版。

明朝宽松的刻书产业政策、繁荣昌盛的手工业、大量的文化娱乐需求，以及繁荣的戏曲、小说创作，无不为木刻人物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明代木刻人物画创作的繁荣与昌盛，离不开广大读书人的参与，他们既是木刻人物画题材的提供者，也是木刻人物画的消费者，更是木刻人物版画的创作者。

随着明代中期以后的资本商业化对社会生活各级层渗透，书斋中文人随之躁动，追名逐利之风气日盛，一时期庙堂登科又不是传统文人的唯一选择，多姿多彩的世俗社会亦成为清流文人展现自我的秀场，商业化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催生了文人参与下明晚期出版业的辉煌。为了适应市场的趣味，他们尽心于文艺创作，有不少有名的画家就曾经为书籍做插图的创作，如吴门画派唐伯虎之《西厢》插图；仇实父的《列女传》 画稿，而陈洪缓的《窥笺》；及《水浒》酒令叶子更传四百年之墨香。

一、酒令叶子之源

酒令叶子，起源于唐代的叶子戏，至明季而大盛，它乃古人饮酒行令以助兴之佳品。颇似今天扑克牌，牌面上有人物版画；有诗词曲赋的令词，亦有劝饮之令约。由于绘制精妙曲文寓有深意，行令时抽牌按图解意而饮，往往得之于酒外之趣。

以令劝罚，不惟佐酒助兴、气氛热而不喧；抑且读图解语，别有风流文雅、睿智隽永之感，给饮宴融入了浓浓的文化意趣。作为一种绘画形式，有明一代，叶子画在民间颇受清流雅士的追捧，渐入清供雅赏之境界，艺术上也达到了巅峰。叶子画它图文并茂兼有深邃的文化内容，乃近现代艺术品欣赏和收藏之精品。

其实， 就明代的叶子而言，它与唐流行的叶子戏未必有染，普遍认为，叶子戏“五代后渐废”。只是明季以来宣之众口，亦或受杨慎说法之影响。张宗子《陶庵梦忆》有“以纸易骨”的说法，言其纸牌戏来自骨牌，据《正字通》里的说法，骨牌乃大宋朝宣和年间才渐兴起，亦与戏曲初觞并肩。到了明季，文人雅士的散淡生活，促成叶子牌的文情雅趣形成。文雅精致的酒牌叶子，在博酒酬觞的文辞曲话簇拥下，至明中晚期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致使成为清流文士饮酒必备之物。当然叶子精致文雅又赋予它欣赏与把玩之功能，作为上流社会的文人之爱，必然成为高档生活的标志，这也是叶子牌在明季流行原因。然而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的转型，叶子牌便增添博彩之功能，怪哉一牌两用，发展成酒令与赌彩的两用器具。（见图唐诗叶子1-2）

叶子牌起源我国唐代，史考它的前身是马吊，再往前叫叶子戏，后为竹牌的大名曰麻将。这一跳到唐朝。唐人苏鹗的《同昌公主传》中有载：“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玩牌夜以继日，这种精神为后来的玩竹牌者继承下来，只是玩到夜明珠来照明，当然能学着做的人少之又少。当时的叶子戏可以两个人玩，也可以三四个人玩，到了明朝才定下要四个人玩之戏。

随着朝代更迭时代变迁，叶子牌的玩法也不断变化着，那就是明代在上流社会广为流行饮宴博乐之酒牌。宋人笔记中，如章渊《槁简赘笔》中的“唐人酒戏钓鳖令”：在一个石盘中，盛鱼牌40枚，牌上刻写不同的鱼名及诗句，然后用一长竹竿，系红丝线，由与筵者钓起鱼牌，录事据牌上字句施行劝罚。凡一钓而得两牌者，可任择其一。如鱼牌中有“巨鳖”一名，诗文为：“海底仙鳖难比俦，黄金顶上有瀛洲，当时龙伯如何钓，虹作长竿月作钩。——请人流霞杯劝登科人十分”。钓到此牌者便可劝新进士一满杯。当然笔记所记乃唐珍闻趣事，宋时这种酒牌的玩法已渐成熟。酒牌的玩法亦不止这么简单，不然一群文雅书生聚到一起，拿几张花花纸翻来覆去地喝酒，岂不可笑。宋人曹绍《安雅堂觥律》后面有题语言：“以叶子行觞，欢场雅事也。”欢场即寻欢作乐之地，在那里行酒牌令喝酒，喝的乃是花酒。

花酒，这又与大唐扯上渊源，孙棨在《北里志》言妓女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曰行酒之人），宽猛得所”，妓女郑举举“善令章”，“为席纠”，“巧谈谐”，正是因为她的这些才能，才被“朝士所眷”常为“席纠”。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一书中写“唐人行令承继古俗……参加者人数不拘，常法乃以20人为组。每组立一人监令，观察依令行饮的次序；按当时称县令为‘明府’的习惯，此人被命名为‘明府’。明府下设二录事：‘律录事’和‘觥录事’。律录事司章宣令和行酒，又称‘席纠’、‘酒纠’。觥录事司章罚酒，又称‘觥使’和‘主罚录事’。《醉乡日月》有‘明府’、‘律录事’、‘觥录事’三门，说的就是当时酒筵行令的组织规则。据《醉乡日月》，明府管骰子一双、酒杓一只，决定每一项酒筵游戏的起结；律录事管旗、筹、纛三器，以旗宣令，以纛指挥饮次，以筹裁示犯令之人；觥录事则执旗，执筹，执纛，执觥，实施罚酒。正是在这样一种有规则、有节度的筵饮组织中，唐人上演了一批批精彩的酒令节目。……其中最为当时人乐道的是律录事（席纠）。他是酒令游戏的具体组织者，是酒筵上的核心人物。所以《醉乡日月》说律录事有‘饮材’，即第一要‘善令’：熟悉妙令，能够巧宣；第二要‘知音’：善歌舞，能度曲；第三要‘大户’：有酒量，能豪饮。中堂以后，担任律录事的人物往往是专门的‘饮妓’。……这说明担任律录事或酒纠是妓女的一种职业，同时说明组织酒筵游戏是一种专门技术——于是也反映了当时人对于酒筵活动的艺术要求。”无怪乎到了宋末至明初之间瓦子里的粉头除了唱曲，个个又都是善令章的高手。行笔至此，不免想起现在的歌厅、酒吧里也放几副骰子，酒客找来个小姐行骰子令吃酒，那个玩法也只有个“欢”罢了，其“雅”难寻，可能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了，又或曰酒客们文化尚缺些吧？其实骰子令唐朝就有，只不过多在里坊里耍吧。

二、明刊酒令叶子

明刊叶子牌并不大，规格为长六十四开，尺寸是：宽不足3寸，长则5寸余，以多层纸制成套装版画。明代叶子牌全副有四十张，各有一令。它其最典型的特征是绘故事，也就是将历史典故、戏曲故事画面绘于其上，并添加曲文、词赋、批注。早期的酒牌叶子较为单纯上文下图，图为白描人物，颜色为深青的版画，到明中晚期版画颜色变浅成为回青色，明清交替时期普遍为黑色线版为主，并有彩色版画叶子出现。

早期叶子牌上的酒令文辞量并不大，无非是令面、令词、令约三部份内容组成。一般来说，叶子戏的叶子（包括酒牌）牌面上都画有人物。如《三国酒令》叶子，即人物画加题赞加酒约而成，酒令祢衡裸衣骂曹操—豪气扬三国英风播四方—重义者一杯，其中祢衡裸衣骂曹操为令面，豪气扬三国英风播四方为令词，重义者一杯为令约。《三国》版画以描写战争场面最为有趣，它多取材于戏曲、小说等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生动、场景气势宏大，充满阳刚之气，给人以精神振奋之感觉，这些特点大多延续于六朝《三国》人物画像石。明初《三国》叶子幅面虽狭，却有‘咫尺而具千里之势’。粗犷的刀法使人物性格饱满；角色形像生动。版幅虽小，但整套叶子有如连环图画式的长卷，人物的动作复杂，情感变化万千，曲曲折折的将魏蜀吴三国争霸的精彩瞬间凌厉尽致跃然纸上，不失其为历史故事版画之大作。它的风格虽然继承建安版画浓笔粗刀风格，但也以开始向精细婉约转向，它展现入明后人们开始转向精致生活的取向。创作者攫取了三国故事中最富有戏剧冲突、激烈的场面、事件和最有强烈动作的代表人物敷衍而成的。像《虎牢关三战吕布》、《青梅煮酒论英雄》、《玄德三顾茅庐》、《孔明舌战群儒》、《擂鼓云长斩蔡阳》、《云长单刀赴会》、《孔明智退司马懿》、《子建七步成章》等皆出自元明《三国》杂剧中的情节，其故事中冲突尖锐，矛盾集中，人物复杂；斗智斗勇，情节紧张；场面热闹的精彩；关羽、张飞、诸葛亮、曹子建等人物在剧烈的事件冲突中展示出忠，义、勇、智的性格特征。由此可见版画的创作者深得三国故事之精髓。（见《三国》叶子图）

元杂剧初始之兴，酒令叶子便与之钩搭为伍，二者犹似玩伴。在明《元明戏曲叶子》中，第一枚名曰《妆台窥简》，令辞为：“【普天乐】晚妆残，乌云軃，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拆开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则见他俺厌的挖皱了黛眉，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快活三】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来谁来惯”。令约为“读书客两盃”。叶子做为杂剧与宴饮的媒介，亦有整一折戏的唱词入于酒令，在宴席上独唱，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该剧在当时的影响颇广，亦为士子大众所知晓。《元明戏曲叶子》原为傅惜华先生收藏并命名，由郑振铎先生刊行于世，是珍贵至极的游戏器具，乃古代版画精品和不可多得的戏曲文物。原叶子每枚没有名称，只在叶子的上栏标出剧名。郑振铎先生在编撰《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一书时，有傅惜华先生《元明戏曲叶子补目》附于二十六叶之后。（见《元明戏曲叶子》图）

至明朝中叶往后，很多文人、画家加入了叶子和酒牌的制作工作，人物形象也多样化，质量自然也大大提高。向陈老莲（洪绶）所绘的《水浒叶子》堪称版画史之绝品，所绘梁山好汉特征神韵鲜明，它通过夸张变形来加强人的精神、性格的表现。憋意纵横的绘画个性，给人一种古拙之趣。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在减少外部形体的细致刻画的同时，进而突出人物的精神气质的特征。他借助某些特征性的细节着意表现梁山好汉不同出身、不同社会地位。在其《水浒叶子》里有不少好汉都手有所执，它并非可有可无之物，而是陈老莲着意经营之处。以解珍肩扛一把挂满猎物的钢叉，一望便知是猎户。而古徽州黄氏所刻老莲的《水浒叶子》洒脱古拙，刀锋雄劲，铁划银钩，望之神韵跃然纸上。（见《水浒叶子》图）

如果说明代版画是一座高峰的话，那戏曲人物画就是这高峰之巅，巅峰之上当属戏曲人物叶子。这美轮美奂的戏曲版画，做为明代流行酒令叶子牌，它方寸之间图文并茂，可是明代士子们宴饮中不可缺之物，酒令叶子与明代蓬勃发展起来的版画艺术亦不可分。单就酒牌而言，明早期的《三国叶子》、中晚期《元明戏曲叶子》、明末的《水浒叶子》；英雄、才子、佳人，可谓酒曲之“三话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