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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良玉 乔建中《人类的声音 世界的记忆——IASA年会暨奥地利科学院音档馆成立100年庆典侧记》

时间:2022-07-12

1999年9月19日-24日,来自全世界30余个国家的100余位音档专家,聚集在奥地利科学院会议中心,举行IASA99年会,同时也庆祝奥地利科学院音响档案馆成立100周年。我们作为新近被吸收为IASA团体会员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代表,有幸亲睹此盛事。通过一系列的参观、访问、交谈及聆听所有代表的发言,不仅了解到音响档案及录音技术的百年历程,同时,也强烈感受到音档工作在保存人类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和各国音档同行为此倾注的热情和敬业精神。考虑到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尚处自流状态而在未来却会成为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这样一种现实,这里特将相关情况及我们的点滴感受记述如下,并愿与有此志者共勉之。

IASA年会——IASA 为“国际音响与视听档案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Audiovies Archives)的英文缩写。它成立于1969年,最初与国际音乐图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usic Libraies)有密切联系,实际是从那里派生出来的。它是一个非政府的国际性组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众多团社成员之一。其宗旨是支持、鼓励并促进视听档案的相互交换、编档方式设计、音档使用、版权及其保护、保存等诸多领域的信息与专业交流。目前约有50个国家380余位会员,面及欧、亚、非、美、澳广大地区。会员中包括视听档案工作者、单位和部分私人收藏家。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如音乐、历史、文学、民俗、人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等,从事音乐、口传历史、人物采访、生物音响、环境、医用音响、语言学、方言乃至法庭辩论等各种录音及其编档保存工作。1993年以来,又吸收了部分录像音档方面的成员。协会内根据专业的不同,共设了六个委员会,其中:分档编目委员会——关注有关视听材料的分档编目体系(自动化或人工)及标准、规则问题,音响目录委员会——关注有关录音藏品的目录标准及其推广;国家档案委员会——关心有关国家档案的问题,诸如相关政策、法律资料的收藏与管理等;分国和相关组织委员会——关心各国家、地区及相关组织的有关问题;广播音响委员会——研究广播公司视听档案的特殊问题;技术委员会——关心一切与视听信息有关的录音、收藏、复制的技术问题;对历史载体的修复;新音响的采录、复制以及录音储存技术的检测和研究。协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每三年举行一次理事会,一年出两期会刊,近年又增设了电脑网络。

本次年会的中心议题是“音响档案的一个世纪”。围绕这一主题,各国代表在发言中纵论录音技术和音响档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1)从维也纳开始的人类录音活动及奥地利今天的形势;(2)世界其它地区的早期录音档案;(3)音响和视听技术的现状与未来。

维也纳作为会议的东道主,的确有她值得骄傲的地方:隶属奥地利科学院的国家音响档案馆成立于1899年,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音档馆(紧随其后的是1900年成立的柏林、巴黎档案馆和1902年成立圣彼得堡音档馆)。该馆馆长、IASA 最早的发起人之一舒勒博士(Dietrich Schüller)以《通向下个世纪之路——音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题,详细介绍了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的历史和人类录音技术在由蜡筒到磁带(单声道、立体声)再到R—DAT 等发展过程中,音档馆所做的工作及其成就。他说:从1877年开始,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就利用录音技术进行相关研究;后来,比较音乐学家又用来作非欧音乐的收集、采录和整理。直到1897年,奥地利帝国科学院购买了第一台录音机,用它在拉丁语区作语言研究。随后,即1899年4月27日,有一位物理学家,郑重提出用科学手段使用录音机。维也纳音档馆也就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历史积累······。此外,他还谈到有关音响档案的制作(对内容的储存,对音档的技术保护及相关文档的建立方法)、音响及载体的保存、复制等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包括一系列非常重要,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努力学习的许多经验。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分别介绍了他们早期的音档。其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柏林音档馆的代表齐格勒(S.Ziegler)回顾了著名学者施图普夫(Carl Stumpf,1848-1936)自1900年录制泰国音乐的第一件录音制品开始,到他与其助手兼学生霍恩博斯特尔(ErichMoritzvon Hombostel,1877-1935)在录制和研究世界传统音乐的过程中,共同开创和奠定比较音乐学(Ethnomusicologe 民族音乐学)这门新学科的经过。齐格勒还在发言中讲到柏林音档馆所经历的变迁及从它派生出来的另一个音档馆——拉脱音档馆——以后的变化及两者的比较。

澳大利亚土著与托列斯海峡居民研究院的档案专家科奇(Grace Koch),介绍了该馆收藏的澳大利亚早期人种学相关录音的情况。她通过实例生动地归纳了音档工作的几个重要原则,如:认识和选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进行录音;介绍和分享录音技术的成果有助于保证录音的最好质量;对重要录音要复制安全的拷贝并将其与原带分开存放;认真地、有系统地对每一件录音做编档工作;将录音复制在近可能稳定的载体等等。

关于音响、视听档案的现状与未来,大英图书馆国家音响档案部的杰维特(Crispin Jewitt 他此次当选为协会的主席)在分析了音档工作与其它档案工作的相同与不同之后,指出:除了专门的技术和知识外,在服务方式方面,音档为公众的服务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其主要原因是技术问题和版权问题。前者,如必须有机器才能给人听;而机器又不断地在更新换代,费用甚高;音档的载体本身又不能得到永久的保存,且极易损坏。由此又造成音档资料更加宝贵更加需要加以保护。后者,即版权方面,音档的版权较之图书更加特殊。一个同样的录音,就可能有好几个版权所有者(录音者、出版者、作曲者等);音响版权只有100年历史(图书版权已有500年);而音响出版者只有50年的历史。换言之,这意味着所有在本世纪下半叶出版的录音在使用时,都要受到版权的限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和版权的束缚都在发生变化:录音技术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版权问题也因数据化的传播面临更新的挑战。许多音档工作者越来越感到失去对材料的控制,因此也意识到音档工作迅速改变的必然性。尽管某些发展使人感到不适,但多数发言人一再重申音档工作的目标仍然存在,那就是继续对藏品高标准地保存和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同时,还应该充分理解使用者的期待,不断提高自身在技术手段和管理方面的水平。

会议期间,还分别举行了技术委员会、广播委员会、音响目录委员会及有关音乐制作和录音的专业会议。

AASPA 百年庆典——庆祝奥地利科学院音响档案馆成立100周年,是此次年会的重要议程,它同时也把会议推到一个高潮。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仅属于奥地利一个国家,而应该是全人类都值得庆贺的一个节日。从这历史时刻起,人类开始运用录音技术记录自己的历史和储存自己的文化,而且因为它的真实、准确、生动而受到人们的欢迎,并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庆典活动在科学院主楼大厅内举行,典仪简单而朴实:大厅一层布置了一个小型展览,依次陈列了音响档案馆100年来的成就,其中包括历年使用的各种型制的录音机(滚筒、钢丝盘式、数字等)、磁带及不同质地的录音制品。大厅二层举行了庆祝仪式,其方式很特别:各方人士的祝词热情而简短;而在每人致词的空隙,特地播放一、二分钟该馆馆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录音片断。仪式之后,是轻松的茶会。代表们一边细心参观展览,一边进行自由交流。共同的志趣和共同的事业,使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之间,弥漫着一种家庭般的温馨,久久不肯离散。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庆典伊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就郑重宣布:奥地利科学院音响档案馆也成为“世界的记忆” 项目的又一个注册单位。作为中国代表,我们当然为他们高兴,同时也深感庆幸。因为早在1997年12月,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音响档案就已获此殊荣。当然,我们所以能够被列入,是与奥地利音档馆的真诚帮助,与舒勒博士的热情举荐分不开的。

几处音档馆的专访——在会议期间及结束之后,我们先后对奥地利科学院音档馆、奥地利民歌协会音档部、维也纳民歌协会音档部、奥地利广播电台音档部、萨尔茨堡莫扎特纪念馆音档部、维也纳Phonotek等六个组织进行了专访。

奥地利科学院音档馆以收集、复制、生产、保存音响为其主要工作,而且不受地区和专业学科的限制。一百年来,该馆共收集、保存了五万个录音文档,约七千小时。

该馆隶属奥国科学院,设馆长、副馆长各一名,雇员九人,临时工若干。这个馆的主要特点是将学术研究与技术运用及试验融为一体,因此可以称之为综合性音档馆。它经常与国外同类机构合作,为音乐学、语言学、人类学等诸学科学者提供录音设备,协助其复制;同时也开展本馆的独立研究项目。该馆所藏录音的内容涉及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语言学、动物学等很多领域。近期正在完成的项目如奥地利乡间日常音乐、维也纳的家庭音乐、维也纳的爵士音乐、维也纳的郊区音乐、维也纳犹太社区的音乐、巴西、秘鲁的方言、罗马尼亚的某种与奥地利相关的音乐、机器乐器的研究等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在录音方法和录音观念方面,舒勒博士说,一般有两种:一是按录音者(研究者、收集者)的要求进行录音;另一种是依客观的、自然的状况进行录音。该馆常常采用后面一种方法。

在音档方面,该馆一贯主张录音资料应该由学术研究者与档案管理者共同合作完成。其文档工作的要求极为具体、细致、翔实。每份录音档案都必须使用两种表格。一份是录音记录,包括时间(年、月、日);编号;采录者;标题;国家名、省名、县、乡、村名;民族;项目主持人;录音方法;长度;音带型号;录音者;管理者;原始带的技术状况;录音地点;复制者;歌者;使用乐器;语言;伴奏;整体评价;词;是否出版;相关技术记录等23项。另一份是被采录者的背景资料,包括名;别名;团体名;性别;生日;宗教信仰;种族;部落;母语;其它语言;受教育情况;专业;出生地;国家;成长地;现在住址;父母;祖父母;其它,共18项。

该馆的技术实力雄厚,历史悠久,所以,始终与世界录音技术保持同步发展,并有自己的创造甚至发明。在技术观念方面,舒勒博士强调指出:该馆将把注意力从对载体的“永久性” 的保护,转为对内容本身的“永久性” 保护。其中,主要是“数码” 的方法及“数据库”的建立。

启发与思考——录音技术发明之前,人类社会已经保存了大量的地上、地下文化遗产,它们不仅是每个民族、国家人民智慧的集中体现,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证。与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相比,人们用录音手段进行文化的储存、交流,不过才一个世纪,但没有人否认,音响档案中的文化信息,具有其它文化载体无法取代的特征。所以,它才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所以,才有了IASA;所以,才有了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的记忆”项目。凡此,在参加完维也纳会议之后,我们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

我们知道,广义的音档,既包括由学者采录的各种“口碑文化”(各民族语言及其民间传说、民间音乐等)资料,也包括本世纪以来通过唱片工业生产的不同材质的唱片,后者主要是专业音乐的音响制品,它们无疑对专业音乐教育、各国文化交流及人类音乐生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IASA十年来所致力的音响档案,主要指的是前者。原因自然是这类音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加上它那种“转瞬即逝”的自发性、即兴性、变异性以及因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可能随时消亡的“紧迫”性,它的高度价值以及不断地采录、研究、保存它们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而这种认识,在我们此次接触的每一位IASA成员身上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深知,他们所在的音档机关所收藏的每一分钟资料都来之不易,都不同学科的学者和音响工程师们实地考察的心血。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可能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某种口碑文化。所以,他们为自己能拥有这样的珍贵文化“资源”而骄傲。他们大多数是博士或某个专业的内行(如图书馆学、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语言学、工学等),而音档工作本身是默默无闻的,是为专家提供服务的,但我们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这两者间的“失衡”,相反,倒有一种崇高的、神圣的事业感、使命感流露于言谈话语间,这是让我们最最难忘的一点。对此,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社会的自觉性,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在西方文明熏陶下的文化心态。

其二,人类的录音技术是伴随着科学的进步而不断提高、发展的。100年的音档工作也可以说就是一部录音技术、设备逐步改善、更新的历史。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录音数字化和电脑的广泛运用,音档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此次会议上的一个中心话题,就是未来音档资料储存方式的转换和新的管理模式,或者说,就是如何建立音档的数据库及不同国度之间的联网问题。对于“传统”的音档管理而言,这意味着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非进行不可的革命。正因为此,无论处在何种设备状态下的音档馆,目前都为此而作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在我们参观的奥地利科学院音档馆,奥地利民歌协会音档馆、维也纳民歌协会音档馆等处,都见到了工作人员在进行此类工作,只是有的进度快些(如舒勒博士的档案馆),有的慢些。这种形势,无疑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作为一个已经有50年历史的音档部门,一个收藏了数千小时中国各民族传统音乐音响资料,又受到教科文组织高度重视的音档单位,尽管在物力、人力方面都还不足,但也不能自甘落伍,维持现状。相反,应该随时注意这方面的最新动态,并努力争取所有的机会,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加强国内、国际合作。即使已有音档资料得到更好的保存、运用,又要作新的实地采录,增加库藏,为国家、为民族保存更为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以使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世界的记忆”项目第一个注册单位这一荣誉相称。

(本文原载《人民音乐》2000年第4期)


作者

蔡良玉(1940— )  福建晋江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欧美同学会会员,曾任美国音乐研究会秘书长、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1946年随父母在美国定居,1950年回国。1973年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1982年4月至1983年8月赴美进修;1991年4—8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赴美从事美国音乐及西方音乐史考察研究。1993年被评为文化部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多次受委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并发言。1999年与音乐研究所乔建中所长为保护本所音响档案,在维也纳与奥地利科学院音档馆合作项目做工作访问。2002年、2004年任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评审委员会委员。2003年被聘为文化部“民族民间遗产保护工程”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1999年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巾帼建勋活动标兵”。2010年被聘为厦门大学音乐研究所研究员,2013年被聘为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扼住命运咽喉的人——介绍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美国专业音乐发展简史》、《西方音乐文化》、《交汇的视野——蔡良玉音乐学文集》、《世界文学艺术通览·西方音乐卷》(合著)、《欧美革命历史歌曲选释(1525—1945)》(合编)、《美国音乐文论集》(合编)、《古琴艺术汉英双语小辞典》(编译),编审《汇流:周文中音乐文集》《赵紫宸圣乐集》等,发表各类专题文章、译文百余篇。

乔建中(1941—)  陕西榆林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名誉会长,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西安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陕北民歌博物馆”终身名誉馆长,香港中乐团顾问,《音乐研究》顾问,《人民音乐》《音乐艺术》编委。著有《瑶族民歌》(合)、《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合)、《土地与歌》、《叹咏百年》、《乐事文心》、《国乐今说》、《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流域民间音乐巡礼》、《望——一位老农28年间守护一个民间乐社的口述史》、《乐人行旅》、《乐论杂俎》等多部,主编、编著《华乐大典》《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锣鼓》《西安鼓乐图鉴》等辞书、教科书、文集等30余种。历年所获荣誉:2014年获中国音乐学院建院50周年“院长特别奖”;2020获第九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十大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奖;2012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终身贡献奖”。另有:香港大学黄励崧讲座教授1998年讲席;2009、2012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康讲座”2004年首任讲席。

编辑:郭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