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冯其庸、李希凡、严家炎、陈平原、何兆武、李泽厚

从左至右：梁治平、于丹、李泽厚、汤一介

从左至右：王文章、范曾、戴逸

　　2008年11月30日上午，值中国文化研究所暨《中国文化》杂志创建二十周年之际，中国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办了“戊子岁尾雅集”。应邀出席聚会的有杨振宁翁帆伉俪、汤一介乐黛云伉俪、李泽厚马文君伉俪、王文章徐涟伉俪、严家炎卢晓蓉伉俪、何兆武、戴逸、李学勤、余敦康、王蒙、冯其庸、李希凡、陈平原、张伟仁、吴钊、沈昌文、董秀玉、于丹，以及中华书局、文汇报、北京大学学报、中华读书报的朋友，与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同仁，共计四十余人。
　  刘梦溪主持了这次雅集。他简单介绍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创刊的来历，并一一介绍各位来宾。他致词感谢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对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的支持；感谢《中国文化》各位学术顾问对杂志的护持。随后自由发言时，王蒙说，世界上有很多事，隔了二十年，就不能看了。但是《中国文化》二十年前的创刊词，现在看来，还很好看。《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研究所还是那样不冷不热、一如既往地往前走，能坚持到现在，还能有一个二十年的纪念，这很不容易。王文章认为，中国文化研究所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整体的学术研究有基础性的意义，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学者，和中国文化研究所联系的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以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为纽带，形成了一种凝聚力、一种共同的学术精神，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研究以很大的推动。汤一介把《中国文化》视为可以和《史语所集刊》媲美的学术刊物。戴逸对《中国文化》不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不被官场市场所左右的独立学术品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冯其庸非常喜欢这种低调、安静、淡雅、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纪念方式。李学勤说，每收到一期新的《中国文化》，如晤老友。李希凡表示，他虽然谈不上是《中国文化》的忠实读者，却是忠实的支持者。陈平原强调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特殊价值，他认为，有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之后，讨论中国现代的思想和学术，就不能忽视中国艺术研究院了。范曾口述一副对联：“中庸于世在，当知任重而道远；大学有人传，何曾理屈亦词穷。”乐黛云坦言，只有自己最好的文章，才敢投给《中国文化》。沈昌文认为，《中国文化》这样一个纯学术杂志，能够坚持到今天，在出版业来说，是一个奇迹。董秀玉谈到，《中国文化》能一以贯之，低调地坚持创刊的宗旨，这种态度值得我们的后辈学习。来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张伟仁也觉得，《中国文化》虽然比《史语所集刊》晚出，却可以和《史语所集刊》一样传之后世。于丹说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副刊”，她在中国文化研究所浸润六年，这里成全了自己文化精神的养成。最后发言的杨振宁提议，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以和中国未来的影响，作为一个紧迫的课题，进行仔细深入的研究。
　  最后，持续近五个小时的雅集在吴钊《忆故人》的悠悠琴韵中结束。

(供稿：廖齐　编辑：沈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