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缅怀

希凡同志对文艺理论
批评的巨大贡献

宁宗一


  我衷心地祝贺我的学长希凡同志从事学术活动60 年和《李希凡文集》的出版。我的祝贺乃是从心底发出的。作为同时代人,希凡从事学术活动60 年与《李希凡文集》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学术和对理论思维的追求和探索的全过程。希凡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优秀代表,是一位在文艺理论批评领域中的真诚的书写者。我比希凡略小两三岁,但是他取得的成就远超我们这些也曾在文艺理论批评中追求与探索的教书人。我为希凡的成就感到骄傲与敬佩。我主要谈以下三点。


(一)

  《李希凡文集》,这七大卷是为我们留存的一份历史底稿,也必将是未来学界,特别是文艺理论批评界的一组“启示录”。

  我认为面对“文集”时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历史感。即我们认识一位学者,以及他创制的业绩都需要放在一定历史环境、一定历史范围中去考察、去体悟。而我们这一代人走在当下的道路上,凡是有良知的朋友,都把反思作为我们的义务; 我们几乎都在反思规范,但又时时刻刻在挑战规范,正像希凡诸朋友,谁都没有放慢追求与探索的脚步。

  回顾过去,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五十年代初起步,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教学的年轻人。当时的文化生活,给予我们的文艺武器就是人文社的《马恩列斯论文艺》、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论文化遗产》和周扬译的《生活与美学》,以及稍后的普列哈诺夫、卢卡契的理论著述。另外就是大量的“文艺理论小译丛”以及满涛、辛未艾、缪灵珠译的“别、车、杜”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理论批评。我们当时掌握的就是这些理论批评武器。试看希凡兄的早期作品,都有这方面的印痕。但是我们没有像今天个别的、轻薄的学人一样鄙视这些,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试着运用这些理论批评去阐释古典和现当代作品。希凡很多有影响的文章就是当时运用这些武器取得的辉煌成果。事实上,我们可以倒背如流的是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到的,用“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至今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马恩”是那么重视审美的效应和历史意识。至于希凡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别、车、杜对他的影响; 我也曾被轻薄地讽刺: “宁宗一就是信那个别、车、杜。”我至今不悔。“别”、“杜”那种对一位作家,对第一文本的诗化的解读,最后又上升到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的高度,至今对我们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仍然望尘莫及。

  我们这一代坚持回归文本,坚持文学本位的理念是和“马克思学说”与“别、车、杜”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观点分不开。因为他们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又是正确的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还可以在学术界、文艺界安身立命的生命之源。如果我大胆点说,现在相当数量的硕、博根本没读过《马恩论艺术》,也就更谈不到恩格斯为什么把美学的观点置于历史观点之前,即他们太不理解,我们这一代同样不想说教,而是对审美的看重。遗憾的倒是今天的学子却对审美失去了耐心! 以上算是我谈的第一点吧。


(二)

  第二,我认为“文集”从始至终贯串着希凡的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在现在已经不是很流行的概念了吧! 热门的也许是“魔幻现实主义”。然而希凡兄倾其大半生,他的文艺理论批评建构与贡献,其实就是他坚持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咱们中国用的比较宽泛: 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精神等。至于希凡,他不是不谈浪漫主义,不是不论“两结合”,不是不承认象征意味,他最最不舍弃的就是现实主义。如对文本的诠释,他的关注点是它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精神。对它的审美价值,他看重的也是它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他的审美判断的标准更是强调现实主义的姿态。于是现实主义就成了希凡文艺理论批评的一条贯穿线。我想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他深知现实主义的真谛和在文艺理论领域的重要性,这倒也暗合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说的一句话,因为“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

  今天回顾往事,我们会看到希凡从内心到理论批评,就是坚持现实主义。这就是我刚才谈的,他是一以贯之的,从未动摇过。不管他评论古代的小说,还是评论现当代的文艺创作,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如此。我想,希凡的思路不仅仅来自于马克思学说、“讲话”或是别、车、杜,因为他们无疑都是坚持现实主义的,把现实主义的创作与批评置于第一位; 我更想进一步说,希凡的心灵深处就是一位直面现实、直面现实主义的学者。无论面对生活,还是面对文艺作品,或是面对文学思潮,他的态度几乎都是以现实主义态度待之。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极可宝贵的。因此从操作层面来看希凡的文章,他坚持的是文本第一,是以实在文本作为对象进行诠释。同时他更是坚持文学本位,他的审美判断大多是有的放矢,有自己独到见解的。


(三)

  第三点,我想说,今天祝贺希凡文集出版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我们文艺界、教育界、尤其是文艺理论批评界,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理论思维的贫困。而理论思维的贫困是源于我们思想的贫困,而思想的贫困又缘于我们哲学意识的贫困和弱化。我们不是要什么“小哲学”,更不是要那种僵化的哲学教科书。我只是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不管有多少时代的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性、乃至个体的局限性,但我们这些同龄人,都对那有限的理论图书和理论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也会捧读我们那一代人的理论研究成果,比如希凡、蓝翎的文章,只要一发表,我们都要找来拜读,而且还会引发更多的思考,燃起从事理论批评的激情和冲动。

  今天,希凡的七大卷文集给我的启示、乃至警示,就是我们理论批评界是多么需要“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大哲学、大智慧啊! 只有强化我们的理论思维,才能更好地认知我们文艺领域的诸多问题,从而发展和强化我们文艺理论批评的科学学说。正如歌德所说: “谁要想论述当代艺术或在就当代艺术进行争论,他就应当了解当代哲学业已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进展。”

  希凡兄的文集给予我们的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我珍惜,并表示深深的感谢之情。

  ( 本文作者: 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学院,邮编: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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