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缅怀

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希凡仙逝,我将这篇旧文重新发表以表达我最衷心的悼念。
——田本相

  李希凡是以文艺批评家、理论家,或者是红学家而著称于世的。但我更愿意称他是学者,是当代一位优秀的学者,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一生始终激扬着一个学者的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学术精神。他具有独立的学术立场、耿直的学术人格,以及坚韧的学术坚守,他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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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他和蓝翎发表了有关《红楼梦》的评论,成为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好像他是突然冒出来的“爆发户”,至今仍然有人对他有着误解,以为他就是靠着“小人物”发迹的,称他的《红楼梦》研究是所谓的“社会评论派”。

  李希凡作为一个学者,是从历史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他不但有着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更有着很好的学术训练和熏陶。只要读一读他的《往事回眸》(文集第七卷),就更懂得他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的。

  章学诚曾这样说:“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他之所以这样强调,不但涉及到一个学者的根基,也关乎他的学术理想和目标,以及治学精神。李希凡因家境困窘,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了“漂泊”的生活,在历练人生中锻造了他的意志,也开始了他的自学生涯。尤其是为大姐夫赵纪彬做助手的一段经历,一部《哲学词典》成为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导读,更诱发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导言》《费尔巴哈论纲》,就连《资本论》他都啃下来了。他说过,“马克思主义书籍正激起我狂热的梦想”。在这里,就确立了他的革命的学术的理想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的“宗主”。

  李希凡说,阅读《鲁迅全集》“坚定了我要学文学的信心”,确定了他“搞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学术走向,“找到一条自己能走的道路”。俄罗斯的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成为他崇拜的偶像,他们的现实主义美学的思想,融入他的批评美学理念之中。需要提到的是,解放初期山东大学在华岗任校长期间,对学术创新的倡导所形成的学术空气对他的影响,还有杨向奎、吕荧等教授的直接指导,对于李希凡学养的形成,也是密不可分的。此外,他在国学方面也有着坚实的基础,经史子集的主要著作,他都认真读过。他是带着深厚的学识修养和严格的史学训练,以及他的学术锐气走到文艺战线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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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凡的学术精神,首先表现在他的敢于向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权威挑战的精神。这在他对《红楼梦》的研究中集中表现出来。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是,他的批评态度和批评方法是严格按照学术的原则进行的。

  李希凡、蓝翎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红楼梦》称作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这在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揭示了《红楼梦》的核心价值。由此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新风气。

  李希凡《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被一些人认定为“社会评论派”,既是歪曲又是诋毁。李希凡学术研究的准则,是坚持历史和美学的结合。他的文艺思想,熔铸着马克思主义、俄国“别车杜”的美学,以及鲁迅的有关现实主义、典型论等丰厚的内涵,并富有创意地运用于《红楼梦》研究,对于红楼人物形象的创造、它的悲剧结构、真情境界的营造,甚至连场面的描写都有深入的评析,岂止是“社会评论”所能概括的。

  记得《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出版时,我正在大学读书,成为争相阅读轰动一时的名著。在这部著作里,更展现着他的学术功底和学术独创。这些论著,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新的风气,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也绝非是“社会评论”所能做到的。

  即使他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所写有关当代小说、戏剧、戏曲的评论,是他对中国文学艺术批评所作出最杰出的贡献,这些文字,具有大家的风范。例如对《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等的评论,即使今天看来,也并非应景之作,有着他的独到见解和深刻的艺术分析,如对朱老忠艺术典型的论述,都堪称艺术评论的范例。对当时上演的话剧,如《胆剑篇》《甲午海战》《神拳》等也有所评论。尤其是在历史剧论争中,他的《“史实”与“虚构”》一文,从理论上回答了历史剧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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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说李希凡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在于他对学术的坚守,从早年意气风发地投身学术,到晚年离休之后,一生中,无论是顺势还是逆境,他从来没有松懈和放弃他的学术研究。

  鲁迅,是他早年立下志愿投身文艺事业的精神导师,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时,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阿Q正传〉简论》,以典型论,对阿Q“这一个”的典型性格及其典型价值作了精辟的分析。此后他始终没有忘情对鲁迅的研究。即使在1976年遭遇天灾,自身又是命运不济的情境下,他依然全身心投入鲁迅5种创作(《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野草》和《故事新编》)的研究之中。他的研究不仅有自身的特色,也有独创之处,那就是以小的论题,通过具体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分析,来透视鲁迅博大精深的总体精神,把握鲁迅作品总体的精神氛围和历史的氛围。《呐喊》《彷徨》自不必说,即使《故事新编》,他从《奔月》《铸剑》中所看到是鲁迅的战斗性格和坚忍不拔的勇士精神。而他认为《野草》“是鲁迅最赤诚地袒露自己这一时期心灵世界的瑰丽诗篇”。鲁迅的散文如《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他认为是最能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的美的特征的,即展现“情感中的理性的美”。

  学术的坚守,也表现在他对于学术理念的坚持,对一些学术不良风气的批评上。他针对2005年所谓“红楼梦年”掀起的“秦学”及其“揭秘”,尖锐指出这不过是“沉渣泛起,却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引起了那么狂热的追捧,岂不是当代红学研究的一大悲哀”。而他更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完成了《〈红楼梦〉人物论》的巨著,以严肃的学术著作,来回应新索引派的挑战。

  《红楼梦》人物论,先有抗战期间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再有解放后蒋和森的 《红楼梦论稿》,他们对红楼人物的论评各有特色而受到读者的欢迎。而李希凡的人物论,则以其厚重的论述、精到的艺术分析而著称。文学即人学,而《红楼梦》最杰出的艺术创造在于人物,可以说,是说不完的红楼人物。就论述人物之多、之细、之深,李希凡的人物论独具特色,他从多个角度和多个侧面的观察透析,使得他的人物论评更为沉实凝重。而在人物论述的整体安排上,可以说深入到《红楼梦》的大千世界,深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以及人物复杂多样的人性的深层底里。而他的文笔更为老到,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艺术分析的细腻深刻,开拓了红楼人物研究的新境界。

  尤为令人敬佩的是,他离休后肩起修治《中国艺术史》的重担。这个项目,本来是他在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来的,但是始终无人承担;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他觉得应当完成这样的项目,这是不可推脱、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在耄耋之年,他勇敢地挑起重担,带领团队历经10年,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为中国的艺术学科填补了一个空白。

  李希凡的治学精神以及他的学术成就,为后辈学人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4年8月29日7版,原标题为《李希凡:值得称道的学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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