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缅怀

不忘初心 老而弥坚

----在《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座谈会上的发言提要
吕启祥文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4年,青年李希凡和蓝翎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两篇文章,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和赞扬,成为举世瞩目的“小人物”。红学研究由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果要谈论当代红学,不能绕过这一历史事件;时至今日,仍应充分认识和评价其所达到的历史高度。

  以下三点,愿简说之。

  一,历史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

  二,历史长河检验“一举成名”的人;

  三,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把握红学发展方向。


  一,历史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

  1954年,“小人物”的第一枪是偶然发出的吗?他们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是凭借“运气”侥幸而来的吗?

  事实是,青年李希凡和蓝翎是有相当理论准备和学术准备的,尤其可贵的是具有过人的胆识和学术勇气。

  就李希凡而言,早在评《红》文章发表之前,就对古典小说中的其他名著如《水浒》发表自己的见解了,他与张政烺先生商榷的《略论<水浒>评价问题》一文改定于1954年元月,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4期(评《红》文章发在第9期)。其他理论方面的文章则更早。《文史哲》创刊后发表的第一篇学生论文,就是李希凡的《典型人物的创造》,是他在1951年文艺学课程学习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可见,写有关评《红》文章,并非突发奇想,而是顺理成章之事。

  稍作回顾就知道,希凡在理论上学术上都是下过功夫的。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他在1947年即二十岁左右,作为姐夫赵纪彬的助手接触了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赵纪彬是二十年代就参加革命的哲学家、教育家。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希凡为他笔录了《哲学要论》、《中国哲学思想》、《古代儒家哲学批判》以及《中国思想通史》的重要部分。这工作对李希凡来说,艰难繁重,却得到磨砺,不仅熟悉了哲学的基本概念,汲取了某些精华,也潜移默化地领受了分析研究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与此同时,李希凡在山大旁听,热衷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除了普及性的《大众哲学》、《哲学辞典》之外,直接进入原著,阅读了马恩选集中包括《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论纲》等许多文章,以至于到1949年啃了《资本论》《剩余价值论》这样难懂的原著,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认识。

  古典小说和文艺理论方面的积累,也非一朝一夕之功。李希凡自幼时六七岁起,就在老家夏夜的说书场上接受了古典小说的启蒙,那些侠义故事满足了男孩子勇武好奇的天性,关羽、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等成了心中崇拜的偶像。二、三年级时,每晚给母亲读一回《三国演义》,遵父命用默写之法熟悉《聊斋》,并选读和背诵过若干优秀的古代散文和诗歌。15岁前已将能搜罗到的古典小说读遍并且入了迷,此时也接触了《红楼梦》。

  希凡同志是建国以后进入大学中文系深造的,他受到包括冯沅君先生在内的名师教导,进一步培养了对古典小说的兴趣,其时对长篇中的第一流作品的阅读总在十遍以上。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尤其是鲁迅的作品,对形成其文艺观至关重要,外国作品更开阔了眼界。对他而言,读理论不停留在书本,而在于用。他逐渐感到课堂教学和已有成说同自己对古典小说的看法对不上茬。比如大三时看到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作为史学考证诚然可贵,但由此否定文学形象的宋江则难以接受。他感到类此“历史”与“文学”的矛盾具有普遍性,认为文学作品总是在一定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当时就把与张政烺先生的不同看法写成文章发表在1954年初的《文史哲》上。

  正是在这一年,李希凡与同学蓝翎合作的两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也同样带有这种论辩思考的特点。这表明两篇红学文章的发表绝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最早的。

  毛泽东看到了这两篇红学文章,也不是偶然的。此前他曾仔细阅读过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几乎从头到尾都有他画的杠杠和圈点的笔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50多处。显然,这些观点毛泽东是不赞成的。至于李蓝的文章,毛泽东不仅读过,某些段落还作了密密的圈点,比如对贾家衰败的原因批道,“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批评俞先生的文艺批评见解处则指出“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同时也有疑问标记指出了李蓝文章的缺点。(见《李希凡文集》第一卷第6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295页注⑤)以上所述毛主席看过双方的论著文章并有圈点和批语,当时及以后很长时期里“小人物”并不知晓,只是在新世纪毛泽东的书信言论陆续公之于世时方才知道。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李希凡所具有的学术勇气和胆略。他所挑战的往往都是权威,最早的张政烺先生是名家,还是他老师杨向奎先生的好友,以后有史学界著名的翦伯赞、吴晗先生等,再后有著名作家张天翼。俞平伯先生并非最早商榷的一位。这种勇气,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坚强信心和对文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这样的雄心和胆气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具备的。

  因此,“小人物”之脱颖而出不是凭借运气,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刻意求取、有意迎合;而是偶然性中蕴含着深刻的必然性,是个人机遇与历史潮流的交会契合。


  二,历史长河检验“一举成名”的人

  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很多,或半途而废,或晚节不终,或暮年消沉,以至于转向倒退,并不鲜见。能够经得起六十余年的风雨长途,依然屹立,是难能可贵的。

  六十多年尤其是文革十年,风云变幻,险象丛生,李希凡也是常人,在极左思潮下犯过错误,产生过不小的负面影响。但评人须放眼衡量,尤其关键时刻。这里要重提一件事,即在文革之初江青势焰熏天之际,曾找到李希凡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希凡没有听从或没有听懂江青的话,没有写;江青转而找了姚文元。当时,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不行嘛,只有找上海。在李希凡,尽管他与吴晗同志在学术上有不同意见,但上不了江青那个纲。他守住了底线,虽则因“反江青”遭罪挨批,但没有陷入四人帮的泥淖。如今,姚文元早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李希凡依然获得了文艺的终身成就奖。返回变幻诡谲的历史现场,要做到这点是极不容易的。

  回到红学,可以从两个方面概括李希凡的贡献。

  一是他以自身的研究成果,呼应了“第一枪”的首创,从而发展和充实了当代红学。

  回望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粗略检阅一下,自李蓝合作的《红楼梦评论集》(含十七篇文章,1957年初版,1963年再版,1973年三版)以后,李希凡独立撰写的文章,文革前有《悲歌和挽歌》长文,是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而作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八十年代曾有过研红计划,因忙只完成部分,写了十几篇文章,收入《说“情”》、《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再后来,就是李希凡倾注心力最多、积累时间最长、写作也最为顺畅的《传神文笔足千秋》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力作了。虽是人物论,“却是几十年的心得体会都集中在这本书里了,它也包括了我对《红楼梦》的整体评价。”全书阐释的基石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典型观。这部集成之作是李希凡对新时期红学的重要贡献。论著俱在,兹不赘述。

  李希凡对当代红学尤其是新时期红学贡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凝聚力量、组建队伍、把握方向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众所周知,新时期之初成立了中国红学会,创办了《红楼梦学刊》和红学研究所,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这是冯其庸、李希凡和一大批前辈及同辈学人的建树。这其中,希凡和其庸作为知交老友的相互支撑、相互契合至关重要,李希凡的鼎力支持、协调各方、不可或缺,中国红学会得以顺利成立是佳例。再举一个例子,冯其庸组建的红学所何以能存活?曾有政协提案将其取消,院内外不乏赞同者,而终于留存。它的产生与新校本诞生的历史机缘有关,李希凡大力支持了那些建所的基础项目,深悉没有成果和影响是站不住的,只有用实干来回答质疑和另眼。今人未必了解当初。

  这里还想谈一点个人的感受。三十年前,院、所曾经推荐我出任所长,我虽向领导包括文化部干部司陈情辞却,尽力说服其庸不要上报,事未着实外地学人居然来贺升官。万般无奈之中,我给希凡写了一封信(今底稿尚存,落款时间为1984年12月),申说我学养不足更缺乏活动能力,难以胜任,切望体谅。终于辞去,我很感念希凡,因为老院长苏一平说过红所所长人选要听希凡的意见。三十年后,当我遭受突然袭击,把我提醒辞典质量的善意,反诬为“破坏”之际,又是李希凡于第一时间告知蒙在鼓里的我,他以明确的是非区分正邪,并对我几十年来所做的红学基础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就我个人而言,几十年间无论是境遇顺逆,都能得到他理解和支持。他是从红学大局出发说话行事的。

  在新时期的许多场合,李希凡在涉及红学健康发展问题上,他都旗帜鲜明地发言表态。例如批评“秦学”的揭秘和“土学”的新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还专门撰文维护曹雪芹的著作权。当《红楼梦大辞典》重修之际,他不仅极为关心,还提出要自己捐助几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令人感动。

  总之,在把握红学方向、健全红学生态方面,李希凡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李希凡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是当代红学航船的压舱石。


  三,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拨正红学发展方向

  当代红学的六十多年,正如建国以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一样,历经曲折,却成果丰硕,任谁也抹杀不了。今天,反思历史,分清是非,尤为重要。

  对于建国之初的这场红学争论,李希凡作为当事人,接受过多达几十次的采访。不必说那些海外奇谈,域内的质疑以至否定也从未止歇过;不仅流传于坊间小道,而且入载于报刊专著;颇有抹倒历史、咄咄逼人之势。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李希凡始终屹立,他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维护历史事实的真实性,维护这场大争论的积极方面,始终以党的历史文献为准绳,全面、准确评价这一历史事件。

  历史的经验应当总结,历史事实和功绩不能抹杀。鲁迅说过:“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我们不能把婴儿和脏水一齐泼掉”,“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在红学领域里,同样应当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尊重事实,珍惜传统。

  长期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同希凡同志见面不多而电话常通,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正能量。国家领导人的两次文艺讲话弘扬正气,使他受到巨大鼓舞,文艺应当彰显真善美,十七年的优秀作品应当肯定。对于他一贯坚守54年批判争论的正义性、真理性,也有了更好的外部条件。2014是1954的甲子之年,我曾写过一篇《谛听历史当事人的声音》的文章,不过是带有忆旧性质的夹叙夹议之文。我们有理由发问,年青一代是否了解当代红学?是否了解作为发端的“小人物”第一枪的历史真相?是否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

  面对红学现状,李希凡有深深的忧虑。新老索隐大行其道,与自传说变相合流;消遣的、娱乐的、戏说的新书十分畅销;阅读的浅俗化、碎片化、空心化成为时尚,或者根本不愿读、读不下去……。

  从深层次看,今之红学似乎需要抓准和发展54年讨论的精华。李希凡对古典小说观点的核心是,不赞成以历史否定文学、以历史拘约文学、以历史贬损文学,文学自有其产生的生活土壤、社会基础和时代条件,文学是独立的审美创造。通俗地说,即《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历史,不是自传、不用揭秘。回望54年,那场讨论层次之高、格局之大、影响之广是空前的,参与者莫不是名家巨擘,发表过许多有价值有说服力的意见,恐怕不能以违心之论全盘抹煞。三十年前的红学盛会也有相当的格局和气魄,红学如同磁石,吸引了众多门类的参与,如古典文学、文艺理论、诗歌、戏剧、哲学、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建筑学、作家、电影人等等。几十年来,各学科都有了极大的发展,红学丰硕成果是前所未有的,其对作品、作家研究的多元、多维、多样都有相当的深度,或说文本、文献、文化的融通成为学术的追求。

  回到作品的普及,成效显著,不可小看。阅读原著,是红学的基础和大众的需求。阅读是自愿的、个性化的,即便是称之为经典的《红楼梦》也不必强迫、不必人人去读,更不必炒作和包装,经典作品的力量是内在的、长久的,需要引领、需要倡导。作为大众仰视的研究机构和品牌刊物负有引领学术、养育新人的职责,如果少一些内耗,就会有大一些的心胸,就会在大地上发现更多红学新人。希凡的忧虑和寄望值得我们深思省悟。

  国家领导人最近语重心长地说:“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在维护1954年红学大讨论历史事实这一原则问题上,李希凡从来旗帜鲜明,一以贯之,人们的看法容或有差别,但事实只有一个。只有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开展正常的、有益的学术讨论。

  六十多年来,李希凡光明磊落、直言不讳、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令人敬佩;他勤于学习、敏于思考、乐于争辩,在争论中成长成熟,开人眼界。作为后辈,我也感受到他善于倾听、善解人意、包容亲和的一面。红学有这样一株能抗得住风雨经得起考验的大树,何其幸运!




  最后,用这几句话概括我的发言:

  历史选择了李希凡,历史考验了李希凡。

  “不忘初心,老而弥坚”,李希凡当得起这八个字

  衷心祝愿希凡同志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写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初


  受权发表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8年10月29日发布(第20251篇)

  德高望重的“小人物”文艺大家、红学家李希凡先生今天凌晨1:52分离开我们远行(1927年12月11日--2018年10月29日),闻讯惊心,思绪纷然。联想起两年前的12月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红楼梦学会联合举办了“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会上吕启祥以《不忘初心 老而弥坚》为题发言,(文字稿曽在在黄安年的博客/2016年12月9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1019644.html)。现在发布发言提要版。




中国艺术研究院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7 All right reserved 备案序号:京ICP 备 07504941 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