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瓜饭养大的冯其庸，在《红楼梦》中
探寻理想社会
红学家冯其庸于1月22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这位红学大家曾在“文革”期间手抄《红楼梦》，他强调研究中实地探访的重要性，年过七旬还曾考察丝绸之路
冯其庸的《红楼梦》研究影响了几代文学爱好者
1月22日，还有4天就将迎来93岁生日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北京去世。冯其庸主持校注了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该普及版本《红楼梦》迄今发行量已超过450万册，影响了几代中国文学爱好者。
“他说要探寻理想社会，所以大半辈子都在痴迷《红楼梦》。”冯其庸的学生，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天津市红楼梦研究学会会长赵建忠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还提醒，与“红学家”这一著名身份相比，晚年冯其庸还非常关心西部地区，认为其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74岁高龄时，他还重新确定了玄奘取经归国古道口。
“文革”手抄《红楼梦》
老师90岁生日时专程去北京探望的赵建忠发现，刚刚完成33卷《瓜饭楼丛稿》的冯其庸，又忙着整理编写《瓜饭楼丛稿外编》。里面汇集了他一生的文物整理收藏，还有与季羡林、启功、郭沫若等文史大家的通信往来，是珍贵的一手学术文献资料，“现在不抓紧时间整理，以后遗漏就太可惜了。”他指着高高叠起的书稿说，左手上的镰刀伤疤清晰可见，那是他幼时在乡间劳作留下的印痕。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无锡。少时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五年级时还曾回乡务农。抗战爆发后，家中经济更是窘迫到了极点，经常靠好心邻居送南瓜维持生计。后来，冯其庸成为著名红学家，还屡屡提及友邻的善举，并将书斋命名为“瓜饭楼”。
与中国大陆另一位红学巨匠周汝昌从小就在母亲那里看过《红楼梦》、30岁写出至今仍是《红楼梦》研究经典书目的《红楼梦新证》不同，冯其庸是在40岁以后才开始喜欢上《红楼梦》的。“中学有一位范先生叫我读《红楼梦》，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觉得都是讲女孩子的故事。那时我喜欢《三国》、《水浒》。”
1954年，冯其庸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正赶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那场政治运动，也带动起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红学热”。顺着时代潮流的冯其庸开始看起《红楼梦》。
对《红楼梦》真正有了感情，是在“文革”中。1967年，得知即将被下放的冯其庸，担心《红楼梦》的珍贵版本在“文革”中被毁，从当年12月开始，每天深夜悄悄抄写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心思缜密的他还同时抄了两本，前后整整忙了7个月才完成。
正是抄誊过程中，同样有抄家经历的冯其庸，对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有了新理解。“《红楼梦》实际上是写一个人的人生。这个人生的遭遇啊，你了解曹雪芹一家的遭遇你就知道，《红楼梦》实在是辛酸得很。那么人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好多好的朋友突如其来地半夜被弄死了，有的自杀了，有的被打死了，有许多极带才华的朋友一下子没有了。这些事情太多了，当时我就下个决心，我说我绝对不死，除非把我打死了，打死了，我说我不是该死，我是屈死。”多年后，他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这样回忆当年那段手抄《红楼梦》的经历。
他也效仿曹雪芹“真事隐”，只是在手抄本的背面写下一些隐语，暗指“文革”期间周遭发生的事情。比如其中一句“大风、撼户，把窗户都吹坏了”，就是指有一天夜里，白天还在批斗他的三个学生，参加武斗被对方用长矛捅死，他为此伤心不已。
1970年的一个雨夜，手抄本《红楼梦》终于完成。冯其庸感慨万分，赋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虽然已是红学巨擎，冯其庸晚年仍每年重读《红楼梦》
与周汝昌的分歧被夸大
90岁生日时那次长谈，他向赵建忠总结，《红楼梦》研究一生，倾注精力最多的两件事件就是详细考证了曹雪芹的家世，以及系统研究了脂砚斋评《石头记》抄本。
“他说研究《红楼梦》，可以探索理想社会。”赵建忠解释。冯其庸认为，《红楼梦》里面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在曹雪芹诞辰301年后的今天依然闪烁着璀璨光芒，“比如贾宝玉就不喜欢读四书五经，偏爱诗词歌赋。《红楼梦》实际上探索了未来自由社会，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人和人之间平等相处的关系。”
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孙伟科每次去看望冯其庸，都会听他说起对《红楼梦》的新见解，“他每年都还在重读《红楼梦》，”孙伟科十分佩服。冯其庸还总是提醒，特别要重视《红楼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汲取精神能量。
冯其庸去世后，一场红楼梦之外的著名公案也被再次提及。他和周汝昌同为红学研究巨擘，但学术分歧却令昔日好友后来渐成陌路。特别是作家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红楼梦》走红，其对《红楼梦》的理解引起学术界诸多质疑后，周汝昌多次力挺刘心武，都被解读为是对冯其庸的反驳。
“两位老先生之间是学术之争，这很正常。”赵建忠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分歧有两方面，一是曹雪芹的祖籍，冯其庸主张是辽阳，周汝昌认为在河北丰润；二是《红楼梦》版本孰优孰劣。冯其庸认为“文革”期间冒死抄下的庚辰本最接近原著，周汝昌则推崇当年胡适借给他的甲戌本。“但他们大方向还是一致的，比如肯定《红楼梦》是曹雪芹所作，高度评价其思想艺术。还有就是对红学后辈非常提携。”赵建忠到天津师范大学任教，同时就得到冯其庸和周汝昌的推荐。
“他们的学术分歧被夸大了。”赵建忠还认为，现在出版渠道如此畅达，两位红学家之间也不存在所谓的学术“打压”。在学术会议上，他们其实也是有接触的。来自《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也披露，2012年周汝昌去世后，冯其庸向周汝昌子女发了短信表示哀悼和慰问。
冯老亦是书画大家
74岁考察确定玄奘归国古道口
一次探望时，冯其庸送了孙伟科一本摄影集，那是他晚年考察丝绸之路和玄奘取经之路时拍下的作品。鲜为人知的是，他对玄奘取经沿途路径做了大量考证工作。 1998年，在第七次前往帕米尔高原考察时，根据对各种文献和研究论文的仔细分析，74岁的冯其庸认为明铁盖山口为玄奘西域取经最有可能的归路。为此，他亲自登上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进行实地勘察。最后终于确认玄奘东归的古道，这也是玄奘取经归国后，1355年来对该重要地点的首次确认。这一发现当年曾轰动海内外学术界。“他一直说，学术界对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重视不够。”孙伟科告诉记者。
“我确实喜欢实地考察，曾10次去新疆，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3次上帕米尔高原。我83岁那年还深入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在沙漠考察17天，宿营罗布泊、楼兰、龙 城等地7天。”冯其庸详细给赵建忠谈过他的西部考察，“我对中国大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不仅兴趣浓厚，而且认识到它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远意义。”
冯其庸告诫后辈，学术研究除了应该读书架上的书外，还必须读保存在地面上、地底下的各种历史遗迹和文物这部书。这也是王国维当年研究甲骨文时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比方我对于项羽死亡之地的考证，就是运用书面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例证。我曾两次调查垓下，一次调查阴陵、东城，直到乌江。在此基础上，发表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一文。”
上世纪80、90年代，冯其庸任中国红学会会长，恰好赶上了中国文化热潮。电视剧《红楼梦》播放后的万人空巷，更是令红学研究持续升温。遗憾的是，此后中国社会转而追求经济高速发展，文学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明显退潮，加之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学者相继辞世，当今《红楼梦》研究大家不多了。
孙伟科认为，今天的红学研究也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没有满足对读者的普及，和当年胡适、俞平伯、冯其庸、周汝昌等红学家相比，中青年红学家要“大力补课”。
赵建忠则认为，红学的影响是需要一些社会条件的。冯其庸的辞世不会影响《红楼梦》研究的继续，现在的学术研究只是从热闹趋于冷静。“红学热了会降温。但还是在有规律地，冷静地前进。”
“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这是冯其庸的自信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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